| 战略洞察中国：与高峰会联合主席共同确定最重要的新问题 |
| 主持人:Christopher J.Graves（奥美公共关系国际集团亚太区总裁 |
发言人：
孔丹（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朱继民（首钢集团董事长）
Michael Wareing（KPMG国际首席执行官，英国）
Peter Bakker（TNT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
William R.Rhodes（花旗银行董事长兼花旗集团高级副董事长）
主持人：Christopher J.Graves（奥美公共关系国际集团亚太区总裁）
现在这是最后一节会议，我们首先看到在台上的嘉宾，我们展示五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认为五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大家这几天讨论最重要的议题和论题。我优先重点来选，我们现在做一个游戏叫管理中国，提出五个问题，请大家选择你认为五个问题哪个最急迫、最需解决的问题，现在我把五个问题打出来。
请大家站起来，这表示对五个议题的投入和重视，我们进行所谓逆向选择，你选了一个你就坐下，我们这样的话保证每个人都参与了，是不是你认为优先重点的。如果你认为其中哪个都不重要，你就永远站着，你选了一个就坐下，第一个是能源和环境，这一点毫无疑问，有着紧密的联系，包括能源的效率，能源的供应和需求以及环境等等，所有这些都同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费有关，以及寻找能源和环境有关，你认为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请你坐下。第二个问题，中国的企业走向世界。有些是相互矛盾的，有一个专家曾经在会上说，中国公司自己有这么大的国内市场，它一定首先在国内市场成功，同新加坡不一样，新加坡自己的本土太小了，必须走向世界，所以中国的公司应该先在中国取得成功。欧洲商学院素特说不是，中国公司在国内取得成功，到国际上没准是灾害，你习惯国内的游戏规则，所以到美国或者其它地方反而不适应了。中国的公司如果想变成跨国公司，你认为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吗，请大家坐下。第三个问题，医疗保健和老龄化社会，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多吗？美国是花了44％用于医疗保健，当然美国也可能浪费很多，并不表明美国和中国的差异，看到中国老龄化越来越厉害，你们在座的各位，2050年谁会死呢？有谁超过65岁了。205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由30％超过65岁，中国需要医疗保健，你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请你坐下来。
如果向在全球的舞台上做成功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聪明才智没有人是不行的，在中国有聪明有人，特别需要发展他们，苏文杰是中国工程公司的，我们公司为其它公司提供了人才，也就是说他培训了人都走了，都流失了，这些对中国公司来讲是一个灾难，你培训了别人，你成了别人的培训中心，你们有多少人认为培训人员和培训精英，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更多的人，这比老龄化和医疗保健坐下的人都多，为什么。很有意思的是，你谈中国，一般你总是提到中国的基础设施，大家知道吗，过去四十年以来，中国所建的高速公路能够围绕着地球绕四十倍这么长，这是难以令人想象的，但是中国建的路会越来越多。还有一些缺陷，发现亚洲开发银行说，农村建道路所带来的效益比在城市效益要提高四五倍，可是他们得不到收费和好处，因为没人贷款。中国现在还有五万四千多个农村没有接上公路，有多少人认为基础设施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呢？太伟大了，还剩三个人站着，等着我马上赶回来。我们想知道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
回答：
法制。
主持人：
还有一个机会，请你改变你的想法？
回答：
我是来自远东经济杂志的。
回答：
我是欧盟贸易项目，我认为治理是最为重要的。
主持人：
台上坐的几位要客认为哪个是最重要的，当然大家在台下可以向他们提出挑战，我们可以对他们讲的话提出挑战，他们也可以提出相互有不同的意见。
RHODES：
我想的问题没有体现在名单上，最后两点非常重要，法制和公司治理，他们应该是放在一起考虑的，我们认为对今后发展中国经济这两个问题极为重要。还有一件事情昨天讨论过，说到底金融改革是一个关键，因为没有金融改革，企业就得不到发展。现在80％的金融体制是通过银行运转来做的，银行体系也需要进行改革，摆脱那些呆坏帐，使得自己的银行按照国际的会计制度，而且也应该更加透明，这方面中国还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另外一个领域需要改进的是，可行中国债券市场，因为中国现在太多的金融体系依赖于银行体系，这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的自己债券市场。
第二，社会秩序如果想让它进一步前进的话，它也会建立比较好的社会保障体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成千成万的工人，有些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他们现在失业了，由于他们的企业和行业的改革，所以你必须要以某种方式建立一种可行的社会保障体制来照顾这些人，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保障体制，你可能会出现社会问题，你们刚才讲的问题我就不做评论了，我只是增加一点内容。
主持人：
如果再多一点社会保障体制。
RHODES：
中国如果使用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话，对中国来讲是一种灾害。因为那是非常昂贵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意味着没有什么竞争性可言，这并不是如此。一个真正的现实客观的保障制度是需要的，你不想把社会保障体系变得极为包袱沉重，与此同时也不能降低竞争力。我们看到的是，希望有一种平衡，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就会出现问题。
主持人：
为什么需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呢？一定要这样吗？市场经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RHODES：
要想建立一个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
主持人：
现在介绍朱继民先生，它是首钢集团的董事长，他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朱继民：
我最关注的题目人才的建设与培养问题。因为首钢现在需要发展，首钢要走向国际，走向国际需要国际性的人才，首钢需要技术研发，技术研发也需要能够从事技术研发的人才，首钢需要走循环经济、节约能源的路子，搞好环境治理也需要这方面的人才，首钢需要金融资本市场，也需要金融资本市场的人才，总而言之，首钢的发展一切都需要以人才为中心才有未来的发展，所以我非常关注这个题目。
主持人：
朱先生说，培训人才是最为重要的，如何促进发展呢？
朱继民：
一个企业只有培养好人才、发展好人才，才有企业的发展。现在我们企业这几年对这方面的认识是越来越高，应该说取得成效非常明显，不管取得多大的成效，培养人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说明现在感到人才并不是说我马上想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马上就能得到什么人才。其实外部的人才到了我们企业内部，仍然需要熟悉和融合的过程。尤其是掌握核心技术，掌握企业的一些领军人才，如果从别的企业到这个企业之后，仍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人才的流动实际上也是受到限制的。比如说高级的人才和别的企业有一个合同之后，如果你想让他到你这儿工作，他是受到别的企业和他的合同进行约束的，并不是你马上想得到就能得到的。
主持人：
需要使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培训？我知道您可能花很长时间才能解释，但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您能简单给我们解释一下，培训的时候你想使用现有的培训计划，利用别的人培训计划，用别人的培训思想进行培训还是说想用中国的方式进行培训？还是你们公司自己就可以独创一种培训体制？
朱继民：
我们现在正在走复合型的培养方式，一个就是派一部分优秀的人员到国外的企业和国外研究机构进行培训，第二就是选送一部分人到国内著名大学，而且国内著名大学研究生和博士生利用我们首钢的博士后流动站、研究生流动站，我们利用这个方式进行选拔。
再一个，我们企业根据我们企业的发展，企业自身对它进行培训，走多种方式结合的道路。
主持人：
无论是经过内部培训还是到别的公司到别的省，到国外培训之后，他们回来，你发现他们有变化吗？他们变化了什么？他们疼痛更好适应你的工作吗？
朱继民：
我们发现变化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思维观念的变化，应该说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第二，到国外培训之后，对研究手段的认识，对研究设备的熟悉和了解，应该说给我们提供很多方面的要求。
第三，对我们现在从事的技术研发和国外前沿技术的研发，我们怎样瞄准前沿技术的研发给我们提了很多的建议，应该说总的来看，收益还是很大的。
主持人：
孔丹先生，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刚才写的五个问题，您选了哪个？
孔丹：
刚才选的这五个问题，我想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觉得，中国可持续发展最硬性的约束应该是第一个问题，但是第一个问题可以改一个字，油、气能源方面的问题，以至于电力以外，比如矿产资源的缺乏，朱总会有很深的体会，由于市场的需求，铁矿砂去年到现在价格的增长，另外还有其它很多种矿产资源，对中国的建设来讲是非常需要的。环境的问题也应该放在首位，因为我们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保持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非常高昂的代价，其中一个代价就是对环境相当程度的破坏，无论是国内的朋友还是国外的朋友，到中国一些省份去看，你可以看到广东那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现在它的环境破坏很厉害，像华东、浙江、江苏这些地方，他们有一些地区官都认识到，环境的恢复到原来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高的代价，所以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是最硬的约束，其它因素都是很重要的，但有一些条件是需要在硬约束的前提下才能解决，第一个问题把提法稍微做调整，可能是中国的国人从领导层到一般到老百姓都已经是最关注的问题，比如北京水资源的问题，比如前一段在广东出现“油荒”问题，去年很多城市不得不拉闸限电的问题，所以我是这么看的。
主持人：
我们都看到了中国对于自然资源像能源、煤炭、石油需求巨大的增长，在消费层面如何提高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呢？而且在这方面哪个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法律法规还是税收的政策还是其它的哪个因素是最为重要的？怎么做才能够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
孔丹：
您所提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比如说法律法规对水资源的保护等等，这一点应该说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了，几乎所有的项目政府审批的过程有一个环境保护评估程序，这是必备的程序。还有一些问题现在是边缘的，不是马上可以用法律解决或者法规解决，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全体人民的重视已经提到高度的重视的程度上。
另外这里面有一类是居民消费性质的问题，节约型社会这样一个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最近我们的媒体，特别是在电视上，从老人到小孩子都在提出，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提出能够节约资源的使用，生产制造各个方面的环节，怎么样降低能耗、材料的消耗，我个人相信，无论从供给方面，加大供给包括走向境外获得一些资源，到消耗方面、需求方面，需求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加大降耗和节约的力度，最终我们相信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从现在看，这个问题应该说比五年前、十年前显得更急迫。应该说中国人要有危机感。
主持人：
谈到危机感，是不是人们有一种害怕和担心，对于环境的破坏可能对某一个比较大的产业，像旅游业带来损害？因为旅游业在这方面受损害可能是最大的产业。
孔丹：
旅游业，如果环境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旅游业会受到损害，我们更注重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上，更长远的事情，不仅是旅游，我们的环境并不是保护起来为旅游者消费的，我们更主要为了长期的资源和环境。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是今年北京夏天的气温是五十年以来最高的，这些问题有一些问题，我记得在决定建设三峡的时候有相当科学家提出来反对，就是怕它对我们的大环境有影响，不仅是旅游，应该说整个国民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到了最高战略高度来看。
主持人：
跟这个有关的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是不是有必要进行加倍的努力开发一些替代的能源、替代燃料，比如开发核能，中国打算在今后建立22座新的核电站，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比较合适？如果人们对于任何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提出批评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他们其实一直都经历了这种污染的环节，他们以前是开始破坏自己的国家之后才进行了清洁的努力，你觉得中国是不是不必走他们的老路，可以采取跳跃式的发展保护环境呢？
孔丹：
您讲到能源各种方式的利用、替代，我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凭我们的知识可以知道，水电、火电、核电，我们很多地区特有的特点，比如风能的利用、太阳能的利用，实际上政府用一种补贴的方式帮助当地的居民用一种新的资源。我们公司是一个综合性的公司，我们也在努力在一些能源方面做开发，比如锂电池特殊材料的研发，我们很希望向北京市政府建议，将来用我们开发锂电能源为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使我们街上跑的巴士变成清洁能源，肯定要用多种方式，按照中国国情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
你是不是觉得人们在这方面有一些比较高的期待和批评，人们说中国在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你觉得人们这么说公平吗？而且如果要取得跳跃式的发展，避免早期环境污染的错误，一下子就跳跃到高科技防污染的方面需要很高的代价。
孔丹：
走西方老路方面，我觉得不是很准确的提法，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我到美国了到欧洲了，到日本，比如日本的北海道，从开始他们跟环境的关系就很注意了，我说得不一定很准确，对环境的破坏和理念的问题，在我们中国的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上是一个大问题，比如中国的黄土高原在几千年前是非常繁茂的，中国的农业文明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重视人跟自然的和谐的问题，这个问题还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的一些东西，如果说工业性的问题一定是我们要吸取教训的事情。
主持人：
非常感谢孔先生。WAREING毕马威执行懂事，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WAREING：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同意刚才那位银行家发表的观点，进行金融改革，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在这方面没有统一税收的标准和做法，对我来讲，这几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力资源，也就是人才的问题，原因有两个，因为人才的问题会影响到其他所有的问题，如果人才问题解决好的话，可以很好解决其它的问题，包括金融改革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因为在金融改革这个问题上，在这方面缺乏一些本地的人才资源。
第二，中国现在正在由生产的超级大国变为其它的领域按，像技术、设计、创新和研发方面的大国，因此这方面的人才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它对于中国在这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因此我想中国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人才指的是在中国的人才，而不是从外面输入的人才。在这方面我发现中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想在这方面中国人还需要很好提高他们的技能和技巧。
主持人：
您为什么提出金融改革这个问题呢？金融改革是需要进行的，但是如果要优先排序一下的话，比如环境和能源的问题，难道不会超过金融改革重要性吗？是不是一定要先解决金融改革的问题才能考虑能源问题呢？
WAREING：
我确实承认能源和环境是重要的，金融改革重要性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些比较大中国的公司和企业和一些私营企业，他们是不是能够在国际上融资，这也是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为了能够让私营企业在国际上投资，国际的金融界将会期待着能够像公司治理、采用国际上审计标准等等方面，能够遵循国际上的准则，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不仅仅在香港，而且是在伦敦和纽约纳斯达克上市都有一些中国公司，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使得一些国际上兼并和并购，我想这方面，一开始有一些比较大中国的公司进行上市，他们也在进行海外的并购，这只是一个开端，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原因，由于它对银行界本身的影响来讲，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官员在昨天中午的午餐上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中国的银行要切切实实实行向银行的操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目前有很多不良贷款存在，当然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进行资本的重组，比如说中国银行和中国的建行都进行了资本重组，但是这方面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要更好地管理这方面的问题，以避免出现金融危机，所以从某个程度上来讲，这方面金融业的稳定也涉及到其它领域的问题，它对于不同产业的公司是不是能在海外融资发挥重要的影响。
主持人：
刚才有提到法制的问题，他是这个屋子里，唯一提到这个问题的问题，提到治理问题，与之相关的法制问题有多重要呢？
WAREING：
法制问题并不是在我的单子上，而且它们重要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我们应该要中央一级和省一级的决策体制分开，这对于这些公司来讲确实是他们面临一个问题，而且对我来说，有些问题他们是处在不同的程度上的，但是确实是存在的。
主持人：
有关人才的问题，从你的经验来看，您认为人才的问题到底是不是那么重要呢？以你的经验来看
WAREING：
我想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以前也说过，影响到人才流入到中国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有一些世界其它各地的人都满怀着热情到了中国，中国经济和中国各个产业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必须要有足够的有技巧的人能够从海外进入到中国，否则的话，中国在这方面就不会有非常有经济的人才，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对中国投资速度的增长，因此我想应该是把这些技能和知识转让给中国的人们，我想实际上很多人们都非常愿意这样做。比如说像我们，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中国建立起中国的公司，但是我想在这方面，人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
现在请TNT公司的BAKKER先生讲话。
BAKKER：
我想做三个方面的分析，第一，我想我们应该不断减少打消对中国惧怕和恐惧的心理，比如在欧洲和美国，有时候人们对于中国有巨大恐惧的，在这方面双方都需要做出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对我像我这样的商人来讲，我们对中国还有不确定的看法，是不是中国将会发展它的法制和资本市场？保护环境呢？我想这些都会使得我们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上升，如果我们对于成本到底有多少不确定的话，我们到底给中国要投资多少是不确定的。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三，中国自己应该在创新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目前为止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增长都来自于外资公司，在中国进行的生产，这个国家本身的创新会带来更多的增长。当然这方面还应该依赖于对基础设施更多的投资，依赖于对于人才的投资，而且我也知道，大多数人都是有这个观点的，但是我想说，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创造文化，而且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把人们在培训之后真正让他们留下来，让这些人真正能够留在这个公司工作，而不是转移到其它的地方工作。
主持人：
您讲到留住人才，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巨大的问题。如果你给这个人花了这么多钱，有这么多的投入，怎么把他们留住呢？如何确保？这确实是卖方的市场，我们也知道，我们雇佣了很多非常聪明的人，这方面对他们的需求是非常高的，他们可能在国际上学过MBA的，他们可以到NCR、哈佛、剑桥读MBA，回来之后就会带来孔先生和朱先生都提到的外部经验，可以使得这个公司得到帮助，但是你如何留住这些人呢？我知道我们要做这些合适的事情，给适当的工资，但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不够的。
BAKKER：
我手头也没有可行的解决办法，但是我想让这些人才本身意识到，如果他们只是在他们接受培训这个领域得到专长的话，他们可能会因此得到一些高的收入，但是他们不会成为更高级的管理人员。
第二，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一些西方国家比较好的税收管理工具，比如说股权、期权等等，这样的话，人们就会有更多的激励的因素能够留在这个公司，进行更长期的工作。
还有一个方面，比如说有一些交流的项目，一些国际上的跨国公司，他们应该非常努力把中国的人才放到国外去，再把他们派回来，然后再把他们派出去，这样的话将会实现知识和技巧的交流，而且也能够进行人才的互通。
主持人：
朱先生，您如何留住这些人才？因为您在培训方面花了很多的资金培养这些人才，因此您怎么样在高度竞争市场中留住人才呢？
朱继民：
首钢曾经一阶段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应该说是不够的，这几年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有几条需要解决：
第一，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人才。重视人才我们用一个很关键的情况对它进行分析和考核，如果这个单位的人才流失得太多，说明这个领导者本身是不重视人才的，是不合格的领导。当然也包括领导人在创造团队问题上，重视人才意识上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说明在人才建设上工作上是很差的，是要接受考核的。
第二，我们对人才的问题，我们感到人才不光是一个待遇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能不能创造实现他自己的价值。如果一个人才到我们公司来了，就是为了薪酬而来，我们认为这样的人才来不来都是可以的，很重要的就是，他为什么而来，我们要给他实现价值创造什么条件。我们公司就提出来，比如说你是属于研究型的人才，我就给你研究性的课题和研究性的手段和研究性的支持。你是一个专业的领军人才、团队人才，我就给你配置一个团队专门在这方面提供发展的空间，针对非常好的人才，我们侧重抓重点人才，给他舞台，通过一个人才可以凝聚成一个团队，实际上把我们需要的人才从数量和质量和团队建设上全面发展起来。
在人才薪酬、利益机制和面临困难上，我们还采取一些综合比较配套的办法进行解决这些问题，更重要的就是人才来了之后，我们从制度上还要解决。比如说这个制度解决包括薪酬制度、创造价值的肯定、不断接受培训、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认同，他想走什么道路，我们企业对它要走的路要达到的目标，我们企业也和他进行交流，如果双方一致，我们按照这个目标双方共同来走，总而言之这是很复杂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中国现在不管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不能创造很好的创新的体制、创新的氛围，解决很多问题都是比较难的。
RHODES：
有关留住人才的问题我再补充一点，这是很关键的，在事业发展方面是很重要的，让他个人知道今后是有前途的，他可以发展，他可以实现他的事业，让他们在国外工作，让他们再回来，给他们提供动力。
另外，我们需要有非常好辅导的计划，我们在公司有一些高级领导人，他们有一些经验，他们花一点时间跟他们坐在一起谈，与他坐下来一起谈，让他们更好了解他们的工作以我们公司的目标是什么，我想这也是留住人才方面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仅是留住的问题，一旦人们离开了，一旦有这样的计划，实际上还能吸引很多的人，还可以招聘更多的人，更多高素质的人。
最后一点，这一系列的问题太狭窄了，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公司来说，很显然人是最基本的因素，我在花旗银行董事长一起工作时每次我问他，成功有什么因素呢，人，人，还是人。因此我认为培养和留住人才和招聘人才是一个公司和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我们以它为起点。但是我想所有的这些课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今后的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加更多的内容，但是我们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我想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后不断关注看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有些领域解决得很好，我们制定相关领域的政策，金融改革、中国在能源方面做得如何，有意思的是，我们需要不断看一下，我们在中国今后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主持人：
孔先生、朱先生，美国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朱继民：
我们对美国关注的问题确实说不太准确。
主持人：
谢谢你的答复，很显然，这样说起来不大礼貌，如果让您提建设性的意见，和美国在今后的关系和国际贸易，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大家不要觉得，你们自己有什么答案，
朱继民：
中美关系不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重要，而且对世界的影响我认为是越来越大。因为中国和美国因为制度不同，价值观也是不同的，当前从这些年中国和美国相处的关系上来看，我认为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如果这之间沟通和交流不好了，被一些不好的舆论左右之后，给人带来很多迷盲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双方政府都引起了很大的重视，
第二个需要解决的就是两国政府之间在重大的国际或者社会问题上，应该达成高层上的互动和沟通，这种互动和沟通对于取得战略性的合作也好，还是战略性的共识也好，我觉得对两国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从现在这几年进展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两国的关系虽然有曲折，但是总是在曲折当中还是发展的。
孔丹：
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我想美国也分成了政府、企业和居民，我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企业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盈利，它在法律和各种国际游戏规则前提下盈利，这个问题不仅跟美国的关系，前一阶段纺织品问题，包括前不久跟欧盟解决的纺织品滞留在港口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竞争和合作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
我们公司以金融业为主，我很赞同刚才几位嘉宾谈到的，金融业份量很重。在金融改革中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很多国外的大型金融机构都在进入中国，他们用了多种的方式。比如说，他们有直接独立的分支机构，他们也花了巨额资金到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这些大的国有商业银行里面去，他们又到中国的一些中小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里面去，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的企业来讲，学习怎样处理好竞争和合作的关系问题，对我们这个企业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何把大家的关系建立在共赢的、互利的，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而且我们要学习这一点，如何做到这一点。
刚才提到对中国发展的担心和警觉，实际上都和利益的处理有关系，如果大家能够把竞争和合作处理好，无论跟美国还是其他的国家，我们都有机会能够在一个好的地球上一起发展，我相信是这样一个形式。
（提问部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提给花旗银行董事长，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步伐在不断地加快，尤其是银行业，现在逐渐已经成为了外资投资的热点，花旗银行在对华投资上以后有什么考虑？第二个问题，因为花旗银行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跨国银行，在国际化人才战略上是怎样实施的？
系一个问题提给主持人一个问题，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您跟朱先生和孔先生已经提了怎么看待对美国关注的问题，我想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美贸易摩擦这两年是在提高的，是贸易摩擦的多发期。从您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双方通过什么样的努力，消除和减少这种摩擦？
主持人：
我的答复是这样的，无论是贸易的争端或者是摩擦，今后的紧张局势如何减少？这完全是人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把不了解的人给它妖魔化，对一个不认识的人妖魔化是很容易的，在恐惧的文化中，你可能会失去你的工作，你可能会在大街上睡觉，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了解这个人不了解迅速发展的国家，很容易就会让它妖魔化，而且我想这也是历史的情况，怎么做呢？首先我是从事公共关系，你知道我会怎么说，很严肃地讲，我们怎么做呢？需要真正地了解，不要有假象，到底中国人是谁？中国是什么？它需要什么？我想我们的理念改变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员工还是学生，我想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在早期进行交流，一旦你能够去中国，我想直接了解可以进少这种妖魔化，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一样的。
RHODES：
主持人讲到的问题我想这完全适合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首先解决签证的问题，我想它会消极影响我们的交流计划，同时我想也会影响两个国家的关系，我想那是一个重点问题。
从我们公司来说，花旗银行从1902年就进入中国了，一直盼望中国加入WTO之后，我们没有简单地等待，我们中国是我们最大的投资的机会的国家，而且我们在上海浦东开发银行进行了投资，本星期末我要去四川省的成都开一个花旗的支行，我们还在寻求在其他地方的投资机会，我们不是简单等待WTO，而是我们不断进行研究着投资机会，在今后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投资和扩大我们在今后几年扩大与中国的关系。
亚洲战略研究所：
中国有一句话，先情后理，中国人处理问题首先是感情，先情后理，这是中国人处理方法。在外国可能是反过来的，先理最后是感情，我想这会对外国公司来中国说造成一些困难，或者对中国公司到海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您对这种说法有什么样的想法？
BAKKER：
我想从我们经验来说，在中国这么长了，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人际关系多年建立的友谊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我们的经验我想更多越来越多重视法制，我不知道是不是老的问题和新的问题的冲突。我想西方人犯了很多的错误，在我们眼里，我们不能够清楚了解到底法律会产生哪些影响，因此我们总是说需要把法制弄得很清楚，但是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非常清楚，有中央法律和地方法规，各自的含义不同，你需要把法律弄清楚，才能做好事，我这样想在西方总是先弄清楚，再开始做生意。但是在中国，先进性人际关系才能进行长远的商业关系。确确实实需要重视人际关系。
提问：
每个人对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认为两者关系是相互补充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美国也可能回到认为自己受到威胁，更加孤立，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中美两国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出现一种冷战的情况，我们希望如何把它克服呢？还有其他一些很现实可能性吗？
RHODES：
您刚刚向我们列举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个人看作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国的关系，双边的关系，中美的关系，为了避免刚才您提到可能出现的问题，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胡锦涛主席本来应该下星期三访问华盛顿，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现在推迟了，在我们原来计划讨论的内容当中，我们知道中美将要讨论什么样高端的会议，尤其是政治问题和贸易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向前走，开展积极的对话，因为中美的关系不仅对美国来讲对中国来讲，对亚洲来讲最为重要，对世界来讲也是最为重要的。
提问：
我的问题是关于人才培训的问题，吸引和保留人才之间有很多的关系，要考虑到工作人员人生价值、公司价值，我想问，如果人到了市场上及特别是年轻人哪些价值观会发生变化？私营市场应该做一些努力吸引人才和更多的保留人才。
WAREING：
首先，如何认识人才，我认识到你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如何保留人才的问题，对我们这个部门来讲是大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俄罗斯也有这样的问题。坦率来讲并不是是多少钱，而是有其它的原因。首先很多人都提到，是不是能够继续学习和继续发展，以便能够不断地培训这些人员，让他们增长知识和增长技能，才能保住他们、留住他们，也需要到国外培训等等。
第二，根据我们的经验，一个文化的价值和一国的文化，以及同社会的关系，我认为是越来越重要了。我们从其他很多公司一样，我们招聘了很多的年轻人，很多是大学毕业生，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些人对公司的文化和对公司的价值观以及公司在社区当中的作用等等越来越感兴趣，所以吸引他们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仅是能够吸引他们，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留住他们。
提问：
我是英国电信的。我现在想问你们几个人，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这么重要，你认为媒体在制造舆论和让我们走得更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应该如何做呢？
RHODES：
很显然媒体非常重要，报道什么问题，媒体都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两个国家观点如何表达，媒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媒体多大程度上的独立，这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看法，也可能我们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美国同中国的贸易上，美国有很大一笔赤字，像我个人积极参与了从加勒比海和加勒比海自由贸易协议，我同国会议员积极讨论了问题，毫无疑问，讨论什么问题都会提到了中国，从加勒比海自由贸易协议中提到了中国贸易赤字、中国的问题，美国加勒比海自由贸易协议同中国有什么关系问题呢，就是就业的机会，这取决媒体如何报道的。所以媒体的报道对中国和美国两国的关系非常重要，至关重要，说到底，问题是媒体是关键所在，媒体对促进中美对话起了积极作用。
主持人：
媒体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作用还是说想把两国通过媒体给它拉得更远呢？
提问：
我们介绍男人、女人、消费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媒体起到重要的作用，不仅指出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协力，让大家认识到中国中等社会和中产阶级对整个世界的贡献，比方说一亿的人，他们无论如何是世界的一次机会，我觉得这方面媒体做了很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做了很差的作用，媒体把消息传到千家万户，能够介绍两个国家可以进行合作，我们的回答是稍微等一下，有的时候媒体做的工作很好，有的时候媒体做的工作太差太糟了。
主持人：
媒体既糟又好。我们注意到媒体好像有代表在场。刚才他讲到在中国的机会，他讲得过份吗？
提问：
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报道的一些故事，向来把中国以一种老旧的方式进行介绍，媒体可以促进中国进一步的变化，美国人已经看到自己太多的问题，所以我不是在这儿批评媒体本身，我认为中国确实有一个形象问题，很多的政府官员，美国人对待中国依然保持冷淡的态度，但是在中国还有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有一些形象使得美国人对中国有冷淡的情绪，比如人权的问题，中国缺少政治改革，美国人真是实实在在担心这些问题，甚至得到了媒体的煽动，确实这是一个趋势，我不认为对中国有冷淡的情节。三十年代德国和日本如果一个国家不民主，就有高风险，甚至变成扩张主义，所以媒体提出这些问题，而且美国人对此表示担心很正常不过了。
BAKKER：
我不是美国人，我是其中共同的主席，我们知道，世界经济论坛任务之一就是改变现在的世界，让他做得更好，我们也要问一下，你加入一个公司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会有些现实的问题或者举很多的例子，很多人都是说，大家对道路安全、环境、艾滋病，消除艾滋病，环境等等或者是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危机和威胁等等，很多人认为这是政府管的事情或者是机会，或者是挑战，但是你要想一下，你们公司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消除这些问题呢？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我们有一支队伍，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比方海啸发生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很多公司采取主要的作用消除污染，无论船队、车队还是飞机，如果那些年轻加入你，并且愿意在你公司工作，他们加入我们的时候，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我们沟通培训项目，他们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做出贡献，我认为这也是好的方式来留住人才。我讲这个话不是作为总裁讲话，而是作为共同主席讲话。
提问：
我想问中国的同行，中国的未来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中国的未来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我们看到日本做了努力，努力保持日本的价值观，与此同时日本也走向现代化。在这儿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对此都非常令人高兴，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品牌，也看到西方的生活方式进入了你们的社会当中，我们法国人依然认为法语应该是一个国际语言，但是没机会了。但是中国，你们有着世界上最为重要的语言之一，与此同时，你们却有着巨大的问题，让别人学汉语太难了，有些人离开了几代就学不了了，你们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性呢？还是说放弃一部分的特性来促进贸易发展？
孔丹：
汉语比法语是不是更难学？
提到文化的问题，我们都对日本对自己传统文化保持在它社会整个发展中间的作用，我们都很关注。关于中国的发展，最后中国政府提出很重要的提法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我们不是简单地讲，他们提到最多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现在是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往前发展呢？是在和谐的前提下发展，它的难度很大，我们有一些问题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多没有面临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农村，当它引入一种先进生产力，就排挤劳动力，就把中国农村劳动力就排挤到城市。创造一种新的技术的时候，也会排挤劳动力，中国人口的问题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面临的问题。所以，提到和谐社会问题，中国的文化的传承已经被社会所重视。
刚才提到法理情的问题，实际上它应该可以变成互相促进的体系，比如说家庭的亲情可以增加社会的稳定性，我们现在从1979年开放以后，西方文化冲击是非常大的，也包括他们很多价值观念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以盈利目的的发展，在中国走到很极端的程度，比如假货、伤害人很多，食品、药物等为政府和人们深恶痛绝，还在发展，这种以盈利为目的不顾一切的都是，过去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它和什么东西相近呢，它和前年美国安然事件性质是一样的，太贪婪了，过于贪婪了，过于强调他们自己的个人价值，中国的民族原来比较强调整个社区、整个国家共同稳定和和谐。刚才这位先生提了很要紧的问题，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我们需要资源、环境保护和解决很多的问题，如果把我们的文化发挥好的话，可以成为中国和谐社会构建非常好的方式。
朱继民：
刚才法国朋友提的问题我听起来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中国怎样既保持经济的发展，又要解决中国文化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中国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你没有亲身在中国生活过，确实很多事情难以理解的。因为中国毕竟经历了五千年，是农业社会的文明，农业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缺少了一个阶段，不像欧美发达国家，从十七世纪开始发展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文化、政治、社会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进行完善，我们现在强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充其量的时间也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要想从法律上、政治上、文化上解决与发展相适应的问题是很漫长的过程。刚才有的先生提出来关于法理情、情理法的问题，我真正听到这个词汇不是今天，而是三年以前，是我们中国的大学老师讲到这个问题，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和比较。但是从中国做企业包括做商业，甚至包括做法律已经认识到，如果中国按照情理法处理问题，不按照国际规则处理问题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一个法制，法律上更健全的，而且要按照国际规则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大家现在越来越多认识到这个问题。中国人更强调，我们在沟通很多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讲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进行沟通和加强理解，然后再研究法律上怎样执行的问题，它的思维方式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中国企业越来越重视到，跟国外企业打交道的时候，更重视合同和条文，更重视国际上规定通行的游戏规则，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性、文化建设都余姚相应的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今天提出发展和谐社会，正是认识到，经济在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各个方面的和谐，没有各个方面的支撑，单纯发展经济应该说受到了挑战，我认为中国在当今这个基础上，更注重、民主、法制、社会诚信体系，包括发展二产的同时要大力发展三产，所谓三产就是中介服务，我们现在做企业本身感到，如果下一步中国的三产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话，我们服务于二产体系不健全的话，二产同样会受到很大的削弱和影响。
联邦快运：
我是联邦快运的。我听到在昨天和今天的会议上，大家谈到一个主题就是说，对于中国的公司来讲，如果他们要成为全球跨国公司，他们越来越西方化，对于西方的跨国公司来讲，他们到中国来，他们应该具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化。在场几位嘉宾，你们是不是同意他们的观点，如果你们同意的话，你们如何转化你们的公司？
WAREING：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只是说你必须要相互地融合，我想中国要充分理解国际市场，他们要充分地理解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意味着什么，这个市场的好处和坏处到底是什么，这方面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不幸地看到，今天在制定法律法规，像在纳斯达克等等其它股市上市，成本是非常高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公司必须加以适应，如果他们要去美国的话，他们要理解，在美国一个公司要成功需要什么，对于中国非常感兴趣的公司，如果我们在中国做生意，不是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做的话，肯定不会取得好的效果，方面有很多最近的例子，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其它很多国家也是这样的，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他们觉得可以在这个国家做生意，然后到了这个公司，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
主持人：
我一开始讲到素特先生讲到的，中国公司在国内取得成功和在海外取得成功之间可能有一种内在的关系，如果他们能在国内取得成功的话，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到海外就不一定会取得成功，我想问问您和孔先生是不是同意这种观点？
WAREING：
我认识到了，但是我不是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它不是对中国公司有这么直接相对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方面不愿意举例子，如果举例子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英国玛莎店是非常成功的零售商店，但是在玛莎店试图走出英国的时候，取得的效果不太好，在这方面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讲都是一个教训。
当然这个经验教训对中国公司来讲是有用的，但是对于一个德国公司，要到海外去发展，也是同样地有用，它应该理解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规则跟在德国是不一样的，我想这不仅仅与中国有关的。
孔丹：
我们中信不是一个传统中国的公司，1979年中国刚刚开始开放的时候，由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推动，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作为创始人建立的，可以说中国开放的步伐和我们公司一起成长，对于学习整个公司从上到下，我们都是认为我们自己公司必须学习型的组织这样的公司，我们有很多的经验，也有很多的教训，我们也走出去了，我们从外方公司学到很多的都是。我们看到很多成功公司共同的东西，比如他们有正确的战略，他们要有好公司的治理，他们要有健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成功的要素。
要走出去一定要向外面学习，我们出去不仅到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在一些不发达的国家，我们的工程、劳务出口等等，我们还要按照当地的国家的风俗法律来做。海外的发展对我们来讲一定要把外面的东西融合到外面去，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RHODES：
我简单讲一讲像我们的外国公司，我们在一百多个国家有业务，我们在美国的海外已经运营了一百多年了，在中国也运营了很多年。如果你认为我们取得成功的话，我们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由于我们是同当地的社区融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地区的文化，而且要让人们觉得你在这儿存在是正当的，人们觉得你是一个本地的公司，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被认可和接受，最终你就不会取得成功。
这对于一个个人来讲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外国人到了这个国家，如果他不能入乡随俗的话，不能与自己的当地文化相融合，这不仅对他本人对他公司来讲也是有害的，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注意到一个因素。
提问：
朱先生我很同意您的说法，把国际上最佳的做法带到中国来是很重要的。在座大多数人我们都是公司执行经理，大多数人都是外国人，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我们如何把我们领导的方式让它适应中国的情况，能够在中国也取得成功？
朱继民：
国外的公司进入到中国之后，的确经历不同的方式，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是选择合作伙伴的进入，然后和中国的公司进行合作进行发展，中国加入WTO之后，现在更多的公司倾向于独立在中国发展，可以说这些公司越来越具有中国方面的市场经验，中国有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投石问路，你得先了解这个国家的法理和风土人情再研究怎么研究进入的问题，如果不是走这一条路，寻找一个合作，看看我们怎么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再一个社会的中介资源，咨询公司也非常多，尤其是包括国际上的著名的咨询公司，研究中国的问题上研究得非常到家，把中国的问题也研究得非常透彻。如果外国公司想进入中国的话，也不妨找这些中介公司给你做一个系统的介绍，看看怎么进入中国，这都是可以的。
福田：
关于文化的问题，我发表我的看法。中国的文化是战略性的资源，全世界这么多人坐在这儿讨论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得益于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休克性的疗法，这也显示出中国文化强劲的生命力。
第二点是我个人在摩托罗拉和康柏的工作经验，意识到双方文化差异的时候，合作并不是大的问题。我跟美国老板的合作比跟华人老板合作更愉快。就这两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中信公司的孔先生。
孔丹：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把它当成战略资源来看非常重要，这个认识随着人们认识不断地深化，大家会提到自己的事业中间来，包括节约型社会本身是经济的概念，大家可能在中国的国民都看到，全社会都在谈节约问题，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它有一种大家传递的方式，所以我很赞成，我认为是战略资源，特别是我们这种社会。像人口问题，我们没有可能用太高昂经济的成本尽力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我们只能比较低的保障系统，比如说我们外国的朋友不太理解的，比如我们所谓基层组织、农村的组织、工会组织、党组织，都起了稳定的作用，没有这种稳定的社会，大家应该看到是很危险的。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差异的问题，它可以带来双方为了合作苛求了解对方、苛求互相沟通，这正好形成这种局面，只要你想去做成功，沟通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前提。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会有很多的挑战出来，你说的差别大了以后，会不会都是正面的，我相信刚才讲到的外国金融企业进入中国，有不同的方式，花旗有自己独立的机构，花旗又进入了浦东发展银行等等，现在的问题是，我刚才提到竞争和合作理解问题和利益的协调问题，应该说它会形成花旗独立的机构和花旗进入浦东以后，浦东银行和花旗的机构应该是又有竞争又有合作，我们中信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跟我们的合作者本身还存在着竞争，这样的问题，我想可能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既是对外国公司也是对中国公司一种挑战，我刚才提出来，一定建立学习型、沟通型的组织解决这些问题。
主持人：
大家看到，这是我们一开始有一个问题的排序，右边是一些人的表态，BAKKER要减少恐惧感，减少对中国的不确定性，要有创新。孔先生提了资源和环境，RHODES提的是法制、公司治理，金融改革、社会安全，WAREING谈到了金融改革和人才的问题，朱先生谈到人才的问题，这是我们一开始提问题的顺序，如果大家还要提其它问题的话，法制和公司治理等等，大家还可以提，但是现在可以坐在原地，我想通过举手的方式，通过这个讨论之后，对这个问题重要性顺序是不是有所改变？
看看哪个问题最重要，从最后的问题开始。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现在就涉及到基础设施最重要，谁认为基础设施是最重要的。人才，好像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医疗和老龄化的问题，谁觉得重要？有几个人。中国的跨国公司要进行全球的操作。能源和环境？法制问题，谁觉得很重要，这次有更多的人觉得法制很重要。如果大家能举起双手的话，我们感谢在座这几位演讲嘉宾。
谢谢各位。
（根据速录上传，未经发言人审阅。
各媒体转载请注明来源：中企联合网）
|
| 中国IT产业：快速变革 |
| 主持人:Charles Chang(Forrester Research亚太区总裁) |
Charles Chang：下午好！我们今天在这有很多的人来参加这次会议，我既惊讶又不惊讶，因为我认为吃完午饭以后大家累了要休息一会儿，同时我也表示欢迎！我看见在这里我们邀请了7位专业人士，他们可以与大家分享很多各自的经验和知识。在美国有一个经典的影片，就是说有七个重要的人物，我认为我们今天下午将会有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规划，我希望这个对话能够非常活跃的。不仅仅在我们台上的讨论当中要非常的活跃，同时我们希望听众也能够提出很多积极的问题，所以让我们共同努力，使今天下午的会议尽可能的活跃和互动，让人振奋。也让大家在这里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觉得值。要说坐在台上专家人数可以说是所有分场当中人数最多的，所以在专家谈话当中，我想他们也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充实的内容。我首先以这种方式来开始讨论会，因为我是主持人，现在中国已经有9400万网民仅次于美国，而且我们知道在中国有3.4亿手机用户可以说世界上最大的，并且这样一个用户基数还在不断增长。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保证在技术和服务方面投资能够持续下去，这也许是我们这次讨论会的一个主题。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第二天下午，举行这次会议使得我们能够消化在过去一天半当中，大家已经听到的很多内容。我想你们很多人都参加了前面的风险投资的，还有今天早上关于在中国创新的这些讨论会。 我认为在我们每次关于IT这个行业发展讨论会当中，将会有很多的思想性的思想和整合，首先介绍一下贵宾。
在我左边的这位是廖小罕先生，他是科技部的一位副司长，他旁边的是李博士，是中国联通副总。中间的这位是穿红衣服的这位女士GREEN是Arrow亚太区总裁，我们知道在很多的论坛都是这样的，坐在中间的这位是大家注意的焦点，她左边的是James D.Lin先生，是技术公司的CEO，他左边的是孟先生，是高通公司的总裁，在他旁边的田先生是中国网通的总裁。同样一位重要的专家是张旭明先生，是CCID负责人，我们邀请了很多专家，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我提出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女士优先吧，我想问你是如何看待技术发展的趋势的，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GREEN：在过去一天半当中，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讨论，现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多的趋势，其中一个趋势就是中国的移动用户，那些买移动机器的人，有一部分对于电话机本身的特征要求非常高，可以看到这个市场是高端市场，是以客户需求为重点，另外一个是这些用户对于标准移动技术感到非常满意的这个市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重视的是低端市场，像TCL、波导、联想这些公司生产的手机主要是出口用的，用来挣出口外汇的。
这些公司每年利润率在减少，如果要使公司支持它自己的一些领导的技术，中国需要某种政府的支持和投资用于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这是它的增长，因此创新在中国提供的技术，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方面，需要更加的加以强调。
Charles Chang：谢谢你的观点！我们可以请其他的一些杰出的同事，他们是来自于不同的部门的，看看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
MENG：是的我可以讲讲，中国网络用户、移动手机用户都非常多，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未来的趋势是融合，是移动技术和宽带英特网的融合，还有移动技术和消费电子品的融合，所以咱们未来我想这个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将会看到更多的这种融合，特别是不同的平台，像广播、固定、移动的电话服务的进一步的融合，如何采用不同的技术，来向客户和消费者提供不同的服务，这个是从技术，还有服务的角度来说这都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Charles Chang：谢谢你讲了你的观点。田溯宁能不能讲讲你的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待的呢？
田溯宁：你给了我们很多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怎么看呢？不同的移动运营商，有不同的服务分成机制和模式，对于中国的门户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对于移动运营商来说他们有非常复杂的这样的模式，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固定还有宽带的发展，还有网上的游戏发展非常快，还有我们看到一些非常成功的门户网站，网上游戏的这些公司，还有电信运营商很多都做得非常成功，这是过去十年当中我们看到的现象。我认为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我们仍然缺乏根本意义上的创新，网络和电信的很多技术我们都是从其他国家照搬过来的，像美国从他们那照搬过来的。
第二，看整个行业的整体状况，我们仍然缺乏业界领导者，公司特别是应用方面的公司规模都很小。在很少的几个领域有少数的门户可以与别人竞争。
第三，我们缺乏创新，在手机这方面。我们很少有能力面对新的挑战，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重视这些问题，并且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关键一点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生态系统，我们可以与我们的供应商一起合作，还有应用的供应商一起合作来创造新的融合，使得每一个玩家都能够共存，能够相互帮助，这可能能够帮助我们从不断增长的客户用户基础上获得最大利益的一个办法，这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和重点。
Charles Chang：听上去很另人振奋。
李正茂：我是来自中国联通，在移动和固定都有业务，在移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用户，有1.2亿的用户，我们是十年才建立起的一个公司，你们可以看到在短短十年里，我们取得多么快速增长，在移动业务方面，但是同时我们也在市场上提供网络的服务，展望一下未来，对于电信业来说，未来发展的趋势是怎样的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第一就是移动通信的发展，大家都知道3G，人们现在天天都在谈3G，说什么时候会开始3G时代。这仅仅是问题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宽带英特网，我们相信下一个浪潮就是宽带英特网，实际上这个浪潮已经开始了，在中国宽带英特网服务已经开始了，现在英特网用户在中国的总数已经达到了1亿了。仅次于美国，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英特网用户最多的国家，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电信行业来说，未来应该是包括两方面，第一是移动，基于3G和更先进技术的移动，第二就是固定，固定电信的服务。我们相信下一代的网络，是基于IP技术的、英特网技术的这样的网络将会成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而融合也是重要的，在以后五到十年当中，对于公司来说，既提供固定网的服务，又提供移动的服务，这样的融合是很重要的趋势。我相信在这个行业里，大多数的人都相信这会是以后五到十年的一个趋势。
Charles Chang：谢谢你，刚才从运营商的角度我们听到他们的观点，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人能不能谈一下你们的看法，看政府的角度是怎样的。
廖小罕：谈到机遇这个问题，最大的我们面临的一个机遇就是电信和英特网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回顾一下过去十到十五年时间，整个中国的信息业的发展都是尤其规模促进的，因为中国幅员非常辽阔，人口众多。因此在中国现在网民的数量仅次于美国是第二位的，而中国移动用户是人数最多的。在未来政府会怎么做呢？政府要采取各项措施都会考虑到市场规模和市场的潜力以及机会。同时我们也清楚意识到除了基于硬件的这些业务之外，大家都同意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最主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这样的制造业将会更多从现在的硬件制造转向软件的制造，也就是说，将会从移动更多转向英特网的服务，而以后的增长是以服务和软件为驱动力的这样一个增长。我认为这样一个转变趋势，将会给企业带来很多的发展机会。比如说现在对于现代的服务业来说，美国是占70％，英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比例都很高，而中国服务业的比例只有30％多一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里有多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对于硬件制造转向软件制造和服务行业，这样一个转变过程来说，这有很多机会是行业和企业需要抓住的。
Charles Chang：那么我可以提一个后续的问题，我们刚才谈到了趋势，从硬件的技术转向软件技术和转向服务行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认为这个印度的业务模式会不会造成巨大的竞争？
廖小罕：我们不能简单将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相比较，因为实际上这两种模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软件，大家知道，印度的软件主要是出口，用来出口的，是出口为导向的，而中国软件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少，大多数中国软件业的市场主要是国内的市场，而印度主要的市场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市场，所以这一点是不同的，还有一点就是需求。中国的国内需求比印度的国内需求要高得多，我不知道印度人会不会同意我这种看法，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中印两国的模式是不同的。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中国有很多的规管条例，中国有很多可以说是过时的规管条例，这些会阻止中国更好的发展现代的服务业。如果要是这样一个现象能够改变的话，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向市场经济前进的话，政府、银行、其他的一些行业的服务将会更多的外包，而不仅仅是依赖于国内。
现在中国的银行已经完全可以自己来提供服务了，在美国有很多的企业，他们的数据库是由其他的公司来管理，但是中国法律不允许一些公司这样做，必须管好自己的数据库。
Charles Chang：这说的是非常好的。
James D.Lin：我想从印度向中国的转移，是两个国家行业互补，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比如说我们看看在过去11到12年当中，软件业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从一种硬件主导到了一种硬件、软件并重，在过去几年当中，服务业越来越凸现其中。印度的行业开始起步的时候，他们当时没有自己成熟的国内市场，所以更多的瞄准国际市场，特别北美市场，印度主要强调如何提供好的服务高质量的服务。而且印度用的是英语，这是一个优势，所以，他们希望通过高质量和高标准来取胜。在中国的行业当中，我们同时也要满足自己的内需，而且现在大部分的IT服务都是有相对的公司自己来做，而不是外包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现在中国的企业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外包他们的IT服务，但是我们信看看这种全球交付模式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客户有多少软件活动可以放在你这儿办，从而降低成本实现共赢。
印度的IT服务来到中国，并不是说吃掉和吞没国内市场，当然中国市场是每个人都看重的，在这儿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本地人才和印度IT人才实际上是一样优秀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引入中国的实际上是印度纯熟的商业模式和项目管理方式。而且大家如果有时间，请看看我们财务报表，可以看到我们盈利率是多么之高，这是一个回报很高的投资，可以考虑考虑。我们在这儿不要谈商业问题，但是我们都会谈投资回报率，所以我们在从印度的模式出发，我们在这儿想到的还不是印度模式或者印度的IT服务今后带来的竞争，长期会有竞争的。
Charles Chang：他们的出发点是要利用中国在软件方面的技能，刚才我们听了另一个视角，就是中国不一定会考虑和印度有了直接竞争，但是很多印度外包公司都在考虑如何把一些技能上的要求带到中国来，他们做的不一定是用英语来做的，他们也在帮助很多大型的日本和韩国公司来做外包，这也是这种的一部分吧。
James D.Lin：是的，通过合作，我们已经开始成立了一个学会或者是一个研究的团体来考虑一下，如何在中国构建这样专业化的团队，这样加以时日我们在市场上的队伍会越来越庞大，我们做好外包，让他们理解，如何在这个行业把这个模式做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是共赢的模式。
Charles Chang：张先生现在您还没有讲，为什么一直没有马上让您讲呢？因为赛迪集团是在评估产品和评估服务方面是非常棒的，因为你们的研究力量非常强大，刚才您听了这么多的说法，您对于现在的趋势和您的几位同事的说法有什么评论呢？
张旭明：我觉得今天的会议不是在北京开，好像在美国开，我的英文表达没有这么自如，我用中文表达。中国投资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觉得在未来一个是前面讲到的新一代的网络通信技术，就是第三代移动通信以及第三代以后的通信技术，还有互联网的技术，这个是数字电视技术，以及电子应用技术，包括汽车电子、医疗电子，中国的IT产品发展，确实整个IT发展非常快。1986年产业只有80个亿的产值。到2000年突破2万亿，快速发展当中，65％靠外资企业做贡献。去年出口达到了2075亿美元，82％是外资企业在做贡献。因此其实为什么这么多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呢？我个人觉得原因多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市场很广，比如刚才说的咱们手机用户发展很快，手机用户基数很大，家用电器、计算机都是一样的情况，还有一点中国确实是给外资的投入提供很好的机会，很好的成本上的优势，土地上的优势，人力资本上的优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最近搞国家的产业规划，很深的感受就是实际上是技术的国界越来越模糊，你只要有好的技术，到中国来都会有好的投资回报，我认为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全球的发展趋势是一样的，我看到这么多的外商参加这个会议，也说明一点，越来越多的全球的投资者对中国这个未来的市场发展机会是越来越看好。
Charles Chang：谢谢！我还有一个接下来的问题，张先生我要问问。刚才您谈到对于外资在中国市场有很多的机会，您能不能讲一到两个最显著的对于外商投资者来说，在中国市场上的机会呢？
张旭明：像手机产业1999年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没有自己产手机，现在2004年中国手机产量达到2.3亿部，所有的全球大的手机设备制造商，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等都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手机生产基地，未来任何新的应用，我觉得在中国都是有很多这样的投资机会。我觉得像第三代移动通信，新的数字电视、新的网络设备，以及金融上的应用，医疗上的应用，像金融、医疗、能源的一年中国投资规模在两千亿左右，也是非常大的数字。
Charles Chang：非常感谢，有很多的投资正在进来，您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一些投资的方向，您有没有看到一些创新可以去出口的。
GREEN：刚才还有人谈到了资产负债平衡表、财务的问题。刚才我们还谈到了去年一年就生产了2.3亿手机，但是有多少手机是国内消费者买的，还有就是说除了出口之外，除了出口到拉美或者到俄罗斯之外，中国的厂商现在针对国内生产能力怎样，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的市场上，所有的这些顶尖的能力，对这些能力有很大需求，而且现在这种需求是供不应求的，也就是中国本土的制造商还没有能够满足本土制造需求，在过去两天当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希望在满足自己的内需方面，让自己的厂商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做什么，来确保国内的厂商能够拿到资金的来源，能够盈利，而且第三就是要能够去满足对于他们的产品技术上的要求，因为在过去两周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发布，也就是说，由于很多的中国手机厂商或者中国厂商追逐低端市场，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亏损额，但是我们要在这里首先谈的是中国有庞大丰富的消费者的群体，如何先满足他们呢？
Charles Chang：这个时候给您提问我认为不是很适当，但是我们的同事做了很多的谈论，在中国是有着很多的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出色的企业，但是中国现在的内需还没有有效得到满足。
廖小罕：最近我们也是发现从整个行业的宏观的角度来看，从科技的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的土生土长的高科技和本土的行业满足内需的能力确实是正在建设之中，而且我们有一个最根本的想法就是经济安全、技术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都是与此有关的，就是说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和国家安全都是与此有关的，如果不能够满足这几个安全的需求，中国就不可能百分之百通过自己的制造满足自己的内需。但是中国的政府在技术方面，已经充分的接受了全球化的想法，所以在我这讲的两点之间有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在全球化当中，我们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要促进自我创新。所以我一直苦苦思考要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哪些是我们必须要掌握住的关键技术，哪些是我们必须掌握的关键产业必须用本土产生的技术，但是中国是国际社会一员，我们仍然会不断引进优秀国外科技在中国生产产品，同时我们也会把我们优秀技术推向海外，我认为这样的格局不会发生多大变化，我只是加了一点，也就是当我们在促进自我创新或者是其他的类似的说法的时候，我的认识以及整个政府的认识，这样的一种创新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这样的创新是基于国际协作的，我们有三个分类。
首先是独立创新；第二是基于已有技术的创新；也就是说把已有的几个技术组合在一起来产生一个新的想法，这就是自我创新。第三种方法，把几种技术组合在一起，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市场实际上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的闭关政策。
Charles Chang：司长先生，您刚才谈到了一个大家非常愿意谈的问题。您在谈创新的时候，用了协作这个词，我也是坚信现在有了全球创新的网络，在全球创新网络当中，中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围绕创新还有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比如说在硅谷的模式当中，首先要有发明者，发明者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技术，然后要有一个转变者，这些转变者可以把这样的技术转变为产品，然后我们还要有第三个金融家、融资家，无论是政府还是风险投资基金还是其他的方面，还要来向这种创新的企业来投资，那么当中还要有一个经纪人，所以我认为这三个方面应该放在一起，才能够成功，这就是硅谷的模式，我认为硅谷成功的模式借鉴意义超越了硅谷的国界，中国现在也可以建立起一些孵化器，孵化器当中也是孵化了一些新的技术，但是怎样把孵化器当中的技术带到市场上去呢？我想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就是通过协作。在中国我们要把这个创新的网络，创新的生态系统的各个其他的几个部分建设到位。
廖小罕：我想在整个IT产业当中，整个产业链越来越长，同初创的发明到最终的产品，这个产业链越拉越长，既使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我们也不可能把整条生产链都放在自己的国内，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说，你必须要在一些关键的环节具有竞争力。并不是说你在所有方面都要有优势，从创意的产生，到孵化器，到产业化，我讲的整个产业链是体现在全球的规模之中，而不是在一个国家就能够把这条产业链都完全运作起来，所以我们只是能够在有些方面做得很好。
李正茂：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在过去二十年当中，一些技术被引入到中国来，但是今天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和中国制造设施越来越完备，以及客户对中国的产品技术有着越来越强的需求，这样我们有了很多新的创新。比如说因为中国联通公司制作GSM又做CDMA两个业务，这是两个不同的移动网络，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现象，因为在欧洲国家，他们用GSM的标准，在亚太地区的国家都是用CDMA的标准。他们不能够相互融合。同样的情况，也在中国出现，我们也有两个网络，我们如何向我们的客户提供两种网络的服务呢？所以几年之前，我们开发了我们自己的技术，我们把这种技术叫做双模手机支持GSM标准又支持CDMA的标准，这就是一个双模的手机。我们去年推出的这个新型的手机，是中国第一家提供这种手机和提供这种移动服务的公司，通过提供这样的技术，我们有一个国际公司与高通进行合作，我们有一些技术的知识产权，最近我们发现我们将这个技术的特许权转交给韩国的三星，上个月，三星的一款新的手机也在美国推出，他们把这个手机叫做全球手机。而我们也推出了，我们是比三星早一年在中国推出的。这是一个例子。
Charles Chang：你刚才说的很对，谈到手机的时候，美国总是落后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在移动世界是这样的。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的观点呢？
田溯宁：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人们曾经讨论过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标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用户，几年之前，中国开始提供VCD的产品，VCD已经比PHS的标准更高一层了，PHS主要在美国用，在中国有了7千多万的用户，现在的一个辩论TDSCDMA新的模式出现，我仍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中国是不是需要自己的标准呢？我想现在还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记得几年之前，中国的电信业有一个OSA的标准和专有的Email系统X100Email系统，而国际电联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一直想实现全世界统一的标准，而英特网的发展又改变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这些专有的这样的标准都成为过去的历史了。我并不认为我们现在有问题的答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要考虑我们的价值链，还要考虑国家安全问题，我们要考虑全球化的问题，所以角度不同，你的结论也不同，在我看来，我们有一点就是我们应该促进企业创业精神，我们看一下在过去十到二十年时间，是什么东西使这个世界令人振奋呢？在过去二十年当中推动这个行业迅速发展呢？都是一些创业者、企业家们像彼尔盖茨，他起家的时候，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创新和创新的思维，这样一种创新性的思维和创业精神，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停止过。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创造了三个不同的行业，一个是PC、一个是电影、一个音乐。英特网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在中国电信行业是在中国非常好的基础设施，而且在电信行业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些创业的公司发展起来了，在纳斯达克其他的一些国外市场上市，在以后的二十年当中，中国必须要更多的强调创业精神发展，要使有这么一批人，敢于愿意承担风险，要对失败容忍，我们要有良好的生态系统，要能够有创新的产品，好的产品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好的产品能够为整个社会服务，所以对我来看，中国来说，应该继续发展，必须保持它的创新性。
Charles Chang：从您的角度来说，你们是如何看待问题的问题呢？从文化的角度促进这种创业精神。这个有什么劣势和优势。
田溯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香港和纳斯达克，那里有很多中国人他们都是很有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的，看到中国人赌博比较多， 中国人到哪里都在购物。
Charles Chang：另外看中国教育体系和制度。事实上在美国它能够培养出这些人才，能够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事物，有这样一种培养创新性的思维整体的环境，在中国社会当中中国人他有很强的技巧，我不知道现在中国的氛围是不是有利于促进让人培养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一个事物。我记得在有一次会议上，参加会的副部长他说中国现在是做了很多的身体的运动，但是现在要做的是脑力的运动，创新还有发明，如何才能够以你说的创业精神更好的达成一个协调和平衡。
GREEN：我想说的是我们在中国有成千上万技术的用户，一些是小的，只有20到25个这样的人的公司，在北京有很多这样小的公司他们都是创业者，他们都有自己的发明，他们发展非常的快，并且相互联系。因为我不是在中国受教育的，我无法在这里评论中国的教育制度，但是从技术创新角度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没有什么缺陷，特别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几乎在创造一个创新的氛围当中没有什么劣势。
Charles Chang：你能不能谈谈教育和行业发展的问题。
MENG：我想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教育也可以是一个迷阵。我是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我自己有一儿一女，当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的夫人和我就曾经讨论过，是应该把孩子送到中国的学校上学还是上国际学校，但是最后我们决定让孩子们去国际学校上学。因为我看到中国的教育制度，主要是为工业化时代设计的，而不是为信息化的时代设计的，我想创新性的思维是信息时代发展的基础，而中国的教育制度更多的是强调的去背诵，去练习，还有遵守规则，当然对于我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调整过程。我以前看见小孩子每天至少要做五个小时的功课，我让我的孩子也是这样做的，我的同事们总是告诉我，他们的孩子是多么的出色，他们的孩子三的时候就能背唐诗什么的。但是我对于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教育制度是持强烈的保留态度的。我认为从长期来看，这样一种教育制度和做法并不是针对于这个信息时代发展的需求的。从行业发展角度来说，创新我认为是行业发展的核心，我坚信技术将会进一步的发展，将会进一步的进步，这是一种跨越国界的进步。我认为伟大的技术将会在美国、日本、欧洲还有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政府的规管政策和工业政策如何促进创新呢？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重要和困难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需要关心的问题，因为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利益集团，特别在中国环境当中，环境非常复杂，政府像一个老父亲一样，你必须要照顾到家庭方方面面，所以有的时候，政策本身也是相互矛盾的，而要从保护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从长远来说，保护国家利益是要考虑到目前全球化的一个整体环境，要鼓励个人和公司去创新。要考虑如何才能够鼓励这些个人和公司去合作。这是我们所有人在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中国现在我们考虑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技术，应该有哪部分的技术呢？对于我来说这样一个辩论本身就是一个过时的辩论了，你看一下手机，手机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手机当中芯片是美国和欧洲生产的，LCD液晶屏是日本生产的，还有手机其他零部件是中国本地制造的。然后由不同的人所有的不同公司，有的是合资公司，有的是中国公司，有的是外企，他们共同生产了这个手机，这个手机销售到世界各地。因此，你很难确切的区分这个产品是本地制造的，还是外国制造的。你如果想区分是一个过时的思维方式了，在政府的这些官员，我认为他们应该考虑在二十一世纪如何采取新的思维方式，如何促进工业和整个社会向前发展。在我看来这一点很重要，应该考虑最基本的一些因素，就是创新，如何才能够得到促进和鼓励。
Charles Chang：我们待会儿会让各位听众提问，在这样做之前，我想最后再说一点，我们谈到了全球的协作还有进入中国的外资等问题，在这样一种新技术和新的服务发展这些方面，这种看上去很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就有可能这方面的问题阻止这个发展趋势，你认为什么样的因素会阻止呢？
James D.Lin：我想中国有很多创新的技巧，中国人现在，特别是在软件这方面的创新是非常显著的。你的软件的质量，还有你的知识产权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管理，产权和软件质量都会成为瓶颈。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质量的问题，将会有很多手机无法提供你新开发功能，而知识产权也很重要，如果在中国不能很好的保护知识产权，那么也会阻碍技术的发展。
Charles Chang：就是说在创新这方面，创新还会继续发展，但是您刚才说的两个问题要注意，否则创新会受到阻碍。其他的嘉宾有没有想说的。张博士您想说一点什么。
张旭明：现在创新技术的发展，确实越来越全球化。实际上在创新每个民族都在创新，而且现在的全球化趋势已经很难有特别大的因素来阻碍全球的创新，我觉得在中国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大家受教育的程度提高，创新的东西肯定会比以前越来越多。创新大的发展趋势肯定不可阻挡。
Charles Chang：我们请下面在座的各位提问。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提问：我叫大卫，我是投资银行亚太事务部的一位负责人，我们在美国和很多电信公司有合作关系，我认为在电信还有网络的服务有很多的融合，在美国像EABY也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对于美国的这些用户来说，英特网这些公司使得网民他们在晚上也不睡觉上网，问题就是这些公司如何保住他们的收入，我有两个问题，向中国同事问的问题，你认为中国英特网的服务是不是以欧美竞争对手服务态度一样的呢？第二欧美的英特网公司要进入中国的市场，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上能不能得到与本地公司同样的待遇呢？
田溯宁：如果你看一下在中国像QQ、MSN将会拥有WSP的能力。还有长途的能力。五年之前，利润率还不到2％，还有一些方面，就是瞬间信息和英特网服务的提供。所以，我们一方面如何边解决这个问题，边把整个馅饼做得更大，而不是互相争斗。我们看一下百度。百度这个公司是有了五年历史，有700名员工，他们的收入非常之少，但是他们的市值达到了我们的40％，我们的CNC网通资产达到了100亿以上，我们有20万员工，所以你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是买网通还是买百度，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选择。所以，我们必须要严肃认真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合作来共同创建一个生态系统，来实现共存，而不是相互去摧毁、相互打击。对于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来说，他们对于电信企业是很感兴趣的，实际上最新的一轮电信业的全球化是欧盟公司起动的，比如西班牙电信公司，他们收购了一家大的运营商5％的股份。
MENG：我在这里想根据英特网或者IP语音这方面做一个评论，在我看来我认为技术发展背后的监管的政策来看，如果我们把监管固话业务和移动业务，这是一个老的想法了。因为固话业务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而移动业务只是二十多年前才出现的。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固线和移动之间的融合点，因为技术已经存在了。所以，如果我们颁发执照的方法还是拘泥于固定业务和移动业务就不对了，应该让运营商自己做出选择，我们应该给运营商一个完整的制造，让他们能够实现差异化竞争。让他们能够向消费者提供最大的价值回报，我认为在英特网方面还是有不同点的，因为现在从执照的角度来说，有的公司有执照，有的公司没有执照，对于没有执照的公司来说，只能采用一种革命性、破坏性的新技术，才能够进入市场。但是你如果对于所有的公司一视同仁的话，无论是固定业务公司还是移动公司都有执照的话，就像在美国给的运营商是一个完整的执照，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整个竞争就会大相径庭。
李正茂：从英特网的角度来看，简而言之，我们有两大主角。一是电信运营商，但是今天电信运营商实际上起到的就是一个基础设施供应商的角色。因为我们的网络基础设备非常之强，我们的电信和英特网基础设施非常之好，我们在基础设施当中做了大量投资，这是一个基本的现实，对于ISP来说，英特网服务供应商来说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另外一个主角，就是ISP英特网服务供应商，他们通过英特网基础设施来交互他们的服务，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理解的一点，就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在大部分的案例当中，我们可能更加倾向于英特网服务供应商，而不是倾向于基础设备制造商，如果方法论角度看，我们看看如何对第一类主角，就是基础设施供应商以及ISP英特网服务供应商进行一个投资的评估的话，这两者之间的差距非常大。比如说我们从中国联通和网通的市值来看，看他们在股票市场的市值。我们可以去算出他们的资本投资回报率，可以看到他们的市盈率，如果看网通、联通看这两个指标就可以了，看ISP，很多ISP都在亏损，他们的市盈率可以数以千计，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将来他们发展非常迅猛地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几年前出现过的一个英特网的泡沫，我们不应该几年前的英特网泡沫，我们必须要小心，接下来会不会还有一轮在今后几轮当中再出现新的一轮英特网泡沫，这是我们必须小心和防范的，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我们所做的要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
提问：我来自哈林杂志的国际主编，我想问这几个运营商代表，我想问关于3G三代移动通信的问题，中国现在在多大程度上是准备采用自己的3G标准，现在市场上有一些报道，TDSCDMA测试情况不是很好，会不会因此就会去放弃这个标准，如果中国采用了这个标准或者不采用这个标准，分别会对竞争的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接下来一个问题，您认为最终3G牌照会什么时候发放，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会允许国外服务供应商在中国市场上发挥作用。
李正茂：我简单的说两句，因为提的问题都是非常之大。如果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还需要在整整开一下午的会才够，3G问题决策点有哪些呢？决策点有哪些呢？我个人认为要从技术的角度和从市场的角度来获得一个基本的看法，中国的运营商包括中国的政府部门他们需要学习什么样的经验呢？我们可以从欧洲国家学习，从其他国家学习，来学习他们是如何来实施和提供3G服务的。五年前，电信出现了一个全球的电信泡沫，使得电信行业遭受重击。对于中国运营商来说，这些运营商非常幸运，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的运营商成功避免了全球的电信市场泡沫的破裂，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运营商还是非常的幸运的。但是，我们认为3G服务应该在中国交互，而且这应该是不远的将来。按照政府的说法，在2008年之前，考虑到中国2008年奥运会，中国将会起动3G网络服务。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会发几张牌照。然后发牌的选择标准，判定标准是什么，所以这两个问题现在是非常重要，而且不容易回答。根据不同机构的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有一些是政府机构，有一些是运营商，还有一些咨询机构，我们看到大部分人认为，最多只应该发三张3G牌照，不应该超过3张了，当然发两张不够的，如果两张只有中国今天有两大移动运营商能够拿到3G牌照，这是不够的。但是，如果发牌的数量达到了4张甚至更多，人们又会认为这也不好，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所以，把我们的情况和欧洲国家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像韩国的情况做了比照，在韩国发了3张牌照。实际上韩国移动通信市场非常好，每个运营商都在赚钱，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就不行了。情况就不一定是这样了。这也就是说，关于牌照数量的问题，我是这样想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发牌的标准是什么，首先是国际电联几年前通过一套国际标准，欧洲的WCDMA，美国CDMA2000，和中国TDSCDMA。也就是说，中国希望能够在中国能够使用TDSCDMA标准，而且在中国国内和国外都能够使用，因为TDSCDMA已经是国际电联选定的国际标准之一了，所以我们要谈到在中国会有3张3G牌照的话，那么现在正好又有了三个3G技术或者三个3G的标准，这个问题就很值得思考了，最后是什么样的格局。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得到解答。这就对您刚才第一个大问题的回答。
在我看来，中国政府讨论开放的问题已经有几年了，根据中国政府的入世承诺，到明年的时候，入世承诺是几年前做出的，到明年的时候，中国的电信市场将会完全开放，向外部完全开放，所以，我个人认为MVMO就是虚拟移动运营商是外商投资者会采纳的一个非常好的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好的方式，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田溯宁：下周我们就要做路演了，所以我的答案会用外交辞令来说，不会有什么实质的信息。
MENG：我想关于3G问题，主要针对于电信运营商和政府有关部门问的，在这里我不方便发表一些评论。
廖小罕：我想这也不是由我来说，这是其他部门来解决的。但是从科技部这个角度来说，据我所知，我们大力支持国内3G标准的发展。刚才有人问了，是不是有一些测试了，我想告诉大家，从科技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很好的结果，所有的测试的结果都是相当之好。那么对于发牌的问题，我在这就不便多说了，因为这不是我的主管的工作。
Charles Chang：您提起了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问题，谢谢您提的这个问题。
提问：我来自AMD，我们就不谈3G和其他的设备，从IT业的角度，IT首先讲的就是信息，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拥有十多亿的人口，每个人或者作为人类一员都有获得信息的本能，无论是通过手机还是通过3G网络，还是通过电脑这都是不重要的。我想问一下各位专家是怎么来看中国人民在信息方面的需求的，以及信息的准入权的需求的。一旦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了，我们就可以合乎逻辑的来接下来回答创新的问题了。
James D.Lin：我想在我们现在的行业当中，我们主要做软件服务的。我想大部分的用户他们要求的是时间、速度和及时性抓住这两点就可以开发出很多应用。无论是3G还是2.5G，我们就可以发现像娱乐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业都是有着潜在机遇的行业，娱乐、通信、或者是办公工具、或者是一些像手机这样的通用工具，甚至你的手机装饰品都是很重要的市场。总而言之，无论将来会是怎样的平台，这种商业模式会越来越像一个大众市场，你要去考察一个具体的行业，具体的市场细分，把你的应用搞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运用3G长期给我们带来的能力。
MENG：刚才问题问的非常之好，中国消费者要什么，中国是非常巨大市场，中国这个市场是有它的多重性的。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市场，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北京和上海坐飞机降落觉得和在香港、瑞士是一样的，但是离开北京一百英里就会看到不同的图景，所以在中国的发展方面是有很多层次的，在人们的需求方面是有很多层次的，但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人们是希望得到信息，而且他们也应该得到信息。所以，无论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实际上，是从社会到运营商到业界的人士当中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来看看如何充分的应用已有的技术，来把信息交付给需要这些信息的人。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人们常常会谈到数字鸿沟这个话题，因为在一些西部的地区，有人从来没有看到电话，你不能说人们只需要这个电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有了英特网了。很多的信息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获得，我想现在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技术，来帮助这些西部地区的人来缩短数字鸿沟，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首先是提供语音服务，然后数据服务，前面谈到教育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与教育相关，政府现在促进各地外语教育和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但是，在这些边远的贫困地区，怎么样找到好的英语教师呢？我们可以通过英特网的发展来促进教育的发展。政府可以向运营商来提供某种激励机制，让他们来提供相关的服务，给那些需要获得信息的人提供信息。我认为这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技术了，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来开始这项工作，在很多地区，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GREEN：我们看一下中国的电子工程技术这方面的情况，在中国刚才有人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中国的很多的活动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活跃的，比很多的市场都活跃。设计工程师他们通过英特网来获得数据，他们的这种获取数据的这种频率和需求比其他很多市场要更加的高。这也是他们想要获取知识的一个反映，他们想尽可能把自己的产品推入市场，在他们获得一个具体的投资和一个产品之前，他们需要做很多的这种信息和数据的搜索，就是看一下到底哪一类的产品现在需要的，因此他们需要获得信息，尽可能快的获得信息，给他们提供这个信息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您刚才所说的不同人有不同的获取信息的需求。
提问：非常感谢您刚才做了很坦率的回答，我是想向副司长先生提一个问题，我们谈到了电信公司的发展，在中国的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知识产权，这个问题很重要，2008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中心，考虑到这一点，你们要怎么做才能够防止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出现不好的情况，因为我们已经谈到了在中国的投资有很多的西方的公司都要投资于中国，实际上在印度我也同印度的那些人谈到这些问题，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他们很害怕的一点就是这些盗版还有违反知识产权的这些人和行动对他们造成的危害，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样，政府准备怎么做。
廖小罕：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现在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有两个问题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就是盗版的问题。大家知道盗版很严重。实际上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问题也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在中国才有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到目前还没有意识到，就是在其他的一些方面，知识产权很重要，我们要创造出自己的知识产权，而不依靠其他的人。而这样一种想要创造自己的知识产权的这样一个趋势也是危险的。如果你总是想自己创造所有的事情，而不是想从别人那里买别人已经发明的东西，总是想自己创造自己的东西，这个趋势也是有危害性的。这样一个趋势正在抬头，已经在给发展造成危害了。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认识。根据我的理解，知识产权问题它并不总是一只老虎，但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知识产权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商业的方式来解决的，而不是通过科学或者是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我说的科学方式，不是什么事情靠自己，自己发明自己创造。
前面说的盗版，中国政府已经有了很多规章制度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调查来打击盗版。实际上中国国内的行业也受到了盗版的极大损害，不仅仅海外产品受到损害，海外的软件公司受到了损害。盗版也极大损害国内软件业迅速的发展，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态度很明显，就是要打击禁止盗版，政府鼓励和推动另外一点就是互相给予许可证。我的看法是这个问题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要是现在人们都在说知识产权的保护很重要，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比如说我把我的一个执照给你，你也给我发一个执照，这样某种程度上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Charles Chang：谢谢你！你的员工说你还有一个会议，他们很着急，说必须得去机场了，否则赶不上了。我们不要让他的手下在外面太不安了。首先感谢在座的各位，有些人提了非常好的问题，希望你们都已经得到坦诚的很好的回答。我们刚才进行了非常精彩的讨论，我们从你们那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有很多的机会，我们有这么多的机会使得国内的公司将注意力放在本身国内的市场上，另外，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这是中国的公司，如果要是你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你肯定会考虑一个公司的盈利能力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会讲到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就是下一个新的标准是什么样子，有人说中国是不是会选择新的标准，我们要考虑什么因素决定标准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一个趋势就是宽带与消费电子产品的融合是一个新的趋势，从消费电子产品，现在中国已经是起动了这样一个进程，比如说像很多的电器公司已经在做手机业务了，在中国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创新将会继续延续下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司长先生给我们谈了中国以后发展的方向，他说中国将会从硬件转向软件转向服务业，这样转变的过程中将会有很大机会，我们其他同事也谈到了在中国的商机问题。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在中国以后发展的主旨是什么，大家回答说当然是创新了。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个会议，谢谢！
（根据速录上传，未经发言人审阅。
各媒体转载请注明来源：中企联合网）
|
| 中美关系的未来：总是敏感话题？ |
| 主持人:Petersen(CBS News亚洲首席记者) |
Petersen:各位下午好，我是Petersen。今天最新的情况就是这一份报纸，《中国日报》这里有一张照片，他太严肃了，他正在访问加拿大，因此我想到并不是加拿大他们非常愿意能够获得加拿大的石油，因此我今天首先看到的就是另外还有新闻就是中国春节期间允许放鞭炮，这是北京市新闻，现在有关执法的问题。主版是一个主要的新闻，次版是次级新闻，次级新闻讲的是中国在开放、美国也在开放。人民币已经升值调整了2％，欧元有一次在一个小时之内下降了2％，大家都不怎么关注，但是对于中国人民币大家都很关注。这里还说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确保出口产品的质量。
这里还有一片是《华尔街日报》，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手，因而进行一些计划和准备，这里基本内容是，很快赶上美国，我们要做准备，问题是什么时候？北朝鲜核谈判很快就恢复了，等一会儿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美国人说这是对话，中国是否能够推动北朝鲜打破现有的僵局。现在要提出四个问题，要看在座的各位是否能来探讨这些问题，首先以前的外交官来介绍一下自己？
Larson：我是Larson世界经济论坛的资深战略顾问。下面一位美国人认为自由贸易是领导，
他们说一方面，做得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从中国的投资中要受益很多，比如提高了就业率等等，今年夏天联想公司收购了IBM个人电脑部，这是很有争议的，但是毕竟被批准了，在这方面新浪也开始上市了，他们考虑在美国做出决策之前，这样美国国会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重要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很多成功的企业包括在美国进行的一些投资，包括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部引起的争议，但是最终刚才朱先生也说了，或者美国政府来解决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但是最终还是由董事会来做出决定。
美国国会要通过一个法律由总统批准。
Petersen:现在提第二个问题，是安永全球的首席运营官，你们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一直很保守，是否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在美国队出口开放的态度是否影响中美贸易？
Ostling：当然说到计算机，在美国有人说我们一直在从事这些高技术的出口贸易，如果美国更加开放的话，允许这种技术能够向中国出口的话，中国将会非常高兴来购买，实际上也有助于平衡两国的贸易，联想购买IBM带来的变化很小，实际上我们有一些原因，为什么美国保守主义认为，他们经常反复，美国也许对高技术很保守，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口高技术，向中国、伊朗、北朝鲜出口高技术，他们担心这些技术的去向最后怎么样？购买公司的管理人，也害怕在政府政策方面，我并不是政府的，我从我们商业角度来介绍一下，公司关注这种有价值的高技术，他们关注是知识产权的问题。很奇怪的例子，最近也公布了有关他们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进一步改善和监督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弱点和一些问题，我想这方面很多公司不是美国公司欧洲也有一些公司来改善这局面和面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到2005年底，中国政府将会停止使用盗版的软件，到2006年底4万多国有企业也会停止使用盗版的软件，因此我想我们必须正确面对，两年以前中国使用92％以上软件都是盗版的，因此在这方面他们确实有一些担心。
Petersen:教授先生您有什么意思？
袁鸣：我叫袁鸣，我是一个教授，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
Petersen:她一直非常关注，给你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正在成为经济方面的超级大国，有一些中国军方领导人，他们认为中国成为军事上大国，你为什么不同意？为什么？
袁鸣：我想我们不应该把我们钱和预算浪费在这方面，这是没有必要的，作为一般的普通中国人，我应该说我们面临很多严重的国内问题，政治上、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我们面临很多挑战，这些都需要很多资金解决，军队是一个浪费钱的领域。发展中国家、或者有着悠久历史和悠久文化的国家，在我们历史中受到一些耻辱，因此我们需要一些现代化的军队，而不是超级大国的军队，因此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实际上我也曾经在考虑，中国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他们什么时候说过，中国要成为军事上的超级大国。
Petersen:我们待会儿再回到这个问题，下面是Behrens？
Behrens:我是EADS公司的首席执行管，我们在这个地区呆了14年，我有一半是亚洲人。
Petersen:你谈谈欧洲的看法，从欧洲角度来谈谈你们的看法，你两年前说过对于来中国的外国企业要赚钱时代已经过去了是吗？苹果已经过去了，时节已经过去了，如果说好日子过去了，那你在中国怎么赚钱？
Behrens:赚钱的时机已经过了，首先看看中国在过去20年发展中，中国的技术发展，像联想购买IBMPC部门，中国现在也开始实现自主方案的开发，包括核技术，中国许多大的公司，像华为、海尔他们都是非常大的公司，中国通过收购技术，在20年前这些技术不具备的，在电力电子方面的技术，大部分是进口的，因此我仍然坚信市场在扩大，但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已经过了，但是这需要不同的，投资质量的问题，十年前在中国投资的人进行廉价的生产，今天他们从事的研发，现在投资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在中国要赚钱需要有不同的产品，这与15年前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仍然认为唾手可得的赚钱机会已经没有了。
Petersen:好如果大家有什么异议可以随时打断我。也许大家会有其他的问题？
Behrens:也许我来自欧洲，也许美国来决定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为什么美国告诉别人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想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越来越独立，而且也越来越自信，考虑到国家在过去20年前的发展，中国500年以前，政治、经济是世界最大的，那时候中国为什么没有告诉别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呢？
袁鸣:我认为关于目前的情况，这个问题从经济角度来说，我们中国人非常愿意谦虚的学习国际上的机构，比如25年前或30年前外国的东西非常愿意学习。但是政治方面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美国一直好像在教训我们，在某些方面，实际上这本来是国内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希望与美国和欧洲人进行接触，但是我们不希望别人教训我们，或者是你们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确定我们的标准，他们对我们政治文化、我们历史根本不了解，但是我们也能够忍受，而且我们保持与西方国家基本、正常的关系。
Larson：我的观点Behrens已经谈了，我到中国来过好多次了。我们对话非常不错的，这些问题都是双方有利的，不管是我们有没有同意，到目前为止，你也说了其中一个有兴趣的事情，下礼拜中国和美国合作来解决一些非常严重的区域石油问题，朝鲜半岛的核武器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和美国都关心的问题，也是日本和欧盟都关心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有人告诉中国做什么？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考虑应该做什么问题？
Petersen:美国国务卿到中国来的时候，都是所谓的国家政策，然后他们提出人权的问题，他们国会问他们你们和中国谈过人权问题吗？纽约日报就会登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从什么领域开始做得比中国更好？
Larson：人权的保护不应该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这应该是联合国基础之一，法国、美国、中国也都属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没有一个国家在人权方面有一个很好的记录，但是我们尊重人权也是我们目标，我们到这里参加是经济论坛，但是我听到这次会谈到将来的一些挑战，也包括创新、社会开放、贸易等等一些想法，这些都是对将来有一些启发意义的，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政府之间谈的问题，作为我们来说，他们也有一些对美国的人权和待遇问题。
Petersen:有一些不听审判就处决的问题，为什么要中国接受和理解，把中国作为民主社会的人员接受这个做法？
袁鸣：我们要注意，人们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很难的，从古代开始，当然我们和美国的历史不一样的。整个概念太学术化了，当那些讨论放在一个政治框架之下的时候，我感觉它组织了正常的和建设性的双方关系发展。中美合作日程是很大的，内容很广，优先领域列前三，人权关心肯定不是前三个最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应该是本地区的和平。第二经济的繁荣、区域和全球的经济繁荣。第三我想我现在有点犹豫，因为我在考虑新奥尔良发生悲剧以后，世界上各国人民如何考虑这种威胁比老生常谈的冷战带来的威胁更多。
提问：（……）
袁鸣：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和我的学生谈论过，那些年轻人的思维按照我的思维进行思考，因为他们就是未来的代表，而且他们观点很重要的，带这个结果宣布的时候，特别得到报刊批评的时候，我感到有点惊奇的是，这是对于这个答复是比较理性的，没有人感到很气愤。
Petersen:中国理性的答复和反应。
袁鸣：我拿我学生为例子，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这些比较巅峰的话，解放军将军说的话没有理性的，让我很气愤。当我们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首先他们接受，然后我们应当从失败吸取教训，这应该更加了解国家的政策因素，经济背后的政治因素，那里面肯定有一些原因，这些都是超越经济事务之外的，而且是和美国的政治也是根深蒂固有联系的，他们都知道这一点，现在都是信息社会了，通过互联网获得这些咨询。所以我喜欢他们的这种反映，非常理性平静的反映。
Ostling：不管世界观点怎样的？中国、欧洲、美国都是根据自身的历史来出发的，美国的历史今天看来应该是多党制，共和党式的政府。是共和党还是联邦？民主形式的政府多种多样的，中国也是民主的，但是是不同的，作为一个生意人买卖人，看这里的时候，我也看谁拥有一切，而不是管理的一党制，但是要看看这个国家200个大公司都是党和政府所拥有的，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党。我这里看到表都是80％或100％政府拥有的。当你看到单一政党体制不管好坏，它拥有银行这个系统，或者拥有一切一切东西，否则决定哪一个公司得到融资，得到什么？我并不是说它的对错，我说它超越的不仅仅是政治，我只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都做生意，我们是在这个制度下，我们是受影响的，它可能是和很多东西有关系的。昨天对银行也是有影响的。
Petersen:如果我了解正确的话，中国公司要买美国公司，美国认为就是中国政府的一只手臂伸到美国公司来了？
Ostling：我觉得不仅仅是这样。这不光是政治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我想要说的是讨论的一部分，不光是人权，或者说应用什么？控制什么？
提问：另外一个欧洲人，你想说的很有相关性的，对我来说卖东西给公家和私营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我思想上，或者我公司的意图是什么？是中国的印象坏呢。
Ostling：首先我并不是这样说的，我只是说你可以读《圣经》 ，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哥哥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Larson：谢谢你刚才提了很好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理解，错误的判断，我们谈的都是石油公司的问题吧？我认为中国人购买Unit，对中国能源安全是很重要的一步，事实上，能源安全中美法都一样的。在我看来我无所谓，Unit董事会是否提出一个最好的报价，没关系。能源安全应该通过政府的合作，更有效的清洁燃烧煤，或者核能源等等。法国核工业在十多年是比较成功的，紧急情况下使用石油储备在70年代，有一种短视的观点，从那以后这种做的方法不是很好，中国、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他们有任务促进能源安全。和这个没有很大的关系。
Petersen:看看在座的人，刚刚你提到的问题，当我们有这样问题的时候，中美之间就石油公司打架的时候，人权等等讨论的问题，或者关于战争的叫嚣等等，它事实上有利于你们在这做生意的。
Behrens:首先我不是法国人，我必须清楚的说这一点，你不要把我当法国人，我不是法国人，我是德国人。我非常尊重美国、我也喜欢美国，我想问一个问题，美国是否有权利要求或者指挥其他人做什么？军事或其他方面事，当然不光是政治，同时在商业这一块，如果波音造飞机等等，
Petersen:每个公司都在竞争对手和其他方面做出选择？
Behrens:美国如果给中国卖武器对美国有什么影响？美国非常反对取消武器禁运的。美国和欧洲自身是紧密的朋友。我们有北约，美国应该足够相信欧洲，即便取消武器禁运也应该有一些附加条件的，既有利于美国和欧洲的利益，美国人应该给我们信任，我们尽管卖肯定是可控制的范围。
提问：我想补充一下，刚才没回答的问题，有没有一个中美政策，或者说美国对中国有一种狂想的政策？
Petersen:美国人是不是有这种狂想？
Larson：这问题我来回答，我现在不在政府工作了。而且我可以解释一下政府的观点，有关控制出口武器的问题，以及一些敏感技术的问题，包括核技术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正确与否，美国在全世界担当很重要的安全责任，我想它的责任比别的国家大得多，因此我们非常因素对待这个问题，有时候法国、欧洲同事他们可能对于出口某些技术会非常放松，因此我认为美国对于出口武器敏感技术方面比较严格一些，特别是军事技术，比我们很多朋友要严格得多，这是由于我们发现我们在过去五十年来，我们在安全方面负的责任很大，并不是美国人自己这么认为，而是我们接受并且继续履行这样的责任，这不是说我们反对对中国有敌意，我们袁教授以不同的方式已经说过了，我们中美之间合作议程的内容正在不断的扩大，内容不断丰富。
提问：我的问题也给Larson和袁教授，有关国际关系的问题。中国发展存在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例如中国外汇储备造成美国的贸易赤字等等，这方面也会引起一些冲突。比如明年北朝鲜他们领导人发生变化，是否会出现一些危机，韩国会派出军队进行干预。你认为如果有这样危机今后的关系怎样？
Petersen:我们现在谈到了朝鲜半岛的问题，现在说台湾的问题，说中国占领台湾了，可能36小时、48小时可以占领机场，美国决定我们是否要干预，要把台湾再拿回来，北朝鲜和台湾，我们突然发现这里有一些非常困难和爆炸性的时刻，鉴于美中关系他们如何处理这问题。
袁鸣：我想你们大家都充满了创造性的思维很会想象，我不喜欢这样的想象力，因为在大学工作的学术人员，他们不喜欢这种非常狂热的想法，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它也涉及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华盛顿和北京是否能够合作？你说这些危机突然出现了，已经失去了人们正常接受的能力，华盛顿和北京是否能够合作，我比较谨慎的乐观，因为我们两国都已经有了经验教训，中国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爆炸，这事已经过去了，这是一个悲剧。还有一个悲剧就是中国南海，2001年4月1日是一个春天。美国侦察机的问题，在这些事件过程中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无论人们心情想法如何？结果还是可以控制的，有了这样经历双方吸取了很多教训也学习了很多东西，根据这一点我认为华盛顿和北京开始了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战略性对话，左利克和戴副部长做了对话，这些战略性的对话也确定了未来更有建设性对话的基础，我们管叫建设性坦诚的对话。
Larson：我尽可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当我在政府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智慧，但是我想我们负责任的答复就是跟袁教授说的思路差不多，我认为两国政府正在努力来建立我们的信任，来共同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来解决这些危机，如果出现这种微妙局势的话，比如美国侦察机在中国侦察的时候，这段时间我在国务院，双方之间确实出了一些紧张局势，实际上当时是新一届政府与中国没有打交道经验，但是我们必须很快制定这样的策略，我们需要交流信息，对我们来说很清楚，很快。但是要花一定时间，但是最终能够解决，如果我们双方都使用智慧共同努力，我们最终可以找到一些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我想这些有利的结果已经在两国建立了一些信任和信心处理其他的问题，我想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非常密切的交流，与北朝鲜方面的交流，我想已经产生了一些积极成果。按照袁教授说的我们不能为大家预测未来，但是我有信心，随着我们不断提高我们共同合作的能力，解决共同的问题，左利克来国务院之前，我曾经说过，我们能做的，我们和国家发改委进行了战略性经济性的对话，他说非常好，能否反映其他的领域、政治和战略领域，刚才说的进行战略性对话，这是一个迹象表现我们两国关系在成熟，帮我们共同渡过难关。
Petersen:再请Ostling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在中国逮捕一个外国人，你们在多长时间需要对美国国会汇报？这一点我不知道，背后的故事就是美国的侦察机中间的碰撞，中国战斗机坠毁了，飞行员牺牲了，美国的侦察机必须得降落在中国，他们把飞机的人员带出来，我想这些都是一些小事，美国人没有死，中国人死了一个，于是台湾或者北朝鲜出现的问题怎么样？首先中国他们控制了美国侦察机的人员，然后正式告诉美国使馆，这是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后来乔治.布什，就在白宫说，如果你们杀了我们军人，我们就会找你们算帐，最后他们看到，那时候如果出现那个问题，情况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反映是什么？第二点我们回到双边关系，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而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中国军人，他们以前没有打过交道，如果两个国家发生战争，这战争要发生会非常大，台湾北朝鲜还有侦察机的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对不起你是否希望，或者是否从政治上作为商人？
Ostling：我们在巴格达有150人进行石油方面共同的建设。我们在伊朗有一个办公室，有一些人的支持，我们并不是一个美国公司，是一个全球性公司，像很多大公司一样，我们能在这些国家做生意，无论政治影响是什么？我们在1989年，我们飞到巴基斯坦，我们像其他大公司一样，我们寻求的是一种稳定，它的稳定、透明、是否有机会能够进行投资，同时能够有投资和增长的机会，如果发生国际事件这是生活？
Petersen:美国公司会怎么样？
Ostling：我想无论今天发生什么？大家知道中国仍然是中国，中国将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无论是35年还是40几年，无论我是否能够看到，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大的经济体，聪明的公司，无论美国公司、欧洲公司全球公司必须到中国来，就像我们生活一样，可能经历一些动荡，就像美国和中国也有一些动荡一样，这不是说中国成为最大经济体的问题，问题是美国是否有狂想症，如果美国有时候有狂想症，中国人也可能有狂想症，但是对我们来说怎么做，日常生活的取向不是这样动荡的，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无法预测的时代，这是一个问题，作为商人来说，我想我们这应该是未来面对的，如何解决狂想症的问题。
Petersen:在中国做生意，有些人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你和PAUL都是商人，你们是不同的关系，不是总统对总统，外交部对国务院的关系，因此你们认为，无论有好有坏，中国越来越结合到世界经济系统中去，你们认为还会出现什么问题？
Behrens:我非常高兴又回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也涉及到很多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政治家他们关注这问题。
Petersen:例如丧失就业机会。我问的是，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政治家产生的困难关系有如何影响？你认为危机怎样解决这问题？
Behrens:美国有爱国主义，中国有SARS，美国人就回美国了，如果因为这原因美国公司就回美国了，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理解不一样的，从经验来说，美国人对政治安全关注更多，我们欧洲人并不是那样，我们更加独立的一点，欧洲政府不像美国政府那样对企业那样支持？
Ostling：我想这是胡说，你知道我去莫斯科也去过别的地方，我们这些人并没有走我想这是大家普遍的一种说法。他有一点说太偏了有许多美国人都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美国人，我们不是一有风声就跑。我想你侮辱了所有美国人，包括我在内。
Behrens:不管你想什么？我觉得美国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比欧洲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要紧一些。
Ostling：比法国公司和希拉克还要紧？法国政府也指挥法国公司到国外买一些企业，美国的政府和企业关系比它还要紧吗？
Larson：这是我们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问题的，我想基本上完全正确的是，更深的业务关系，可能有更大的影响，我想不管是欧洲的公司、美国的公司、日本的公司或者其他的，我想全球化积极方面的影响就是使得各个国家越来越紧密了，使得政客很难把事情搞糟，或者让冲突弄得不可收拾。我觉得越来越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对政治有比较积极性的影响。
提问：我们刚才谈了很多美国政府设定对中国出口这种限制一些设备或者高科技等等，欧洲也有同样的政策，中国必须要考虑到要保护自己，中国和俄罗斯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中国买了俄罗斯的飞机、作为欧洲和美国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Larson：我想说两三点看法，第一点欧洲所决定禁运与否欧洲是可以确定的，美国可能有观点，它经常想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我想问题是中国当局想到他们究竟面临什么样的威胁，所以他们要采购一些武器，美国可能有一些武器不卖的，我们必须要仔细考虑的是危机，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是我们所要注意的。我今天早上和一年轻的中国们进行了谈话，他们对于中国没有任何的威胁、还有环境的问题，艾滋病，HIV这是全球性的，美国也必须要认真的考虑，我们面临真正的威胁风险是什么？如何处理这些风险或者危机，然后不至于太过敏。
提问：我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多年来我研究有关的关系，我最近在上海证券所以后见到不少美国人，很过记者，有一种担心，或者所谓的狂想，对于中国的一种想法，应该说美国是唯一不应该担心中国崛起的，也许别的国家应该担心。机制、人、技术等等，我想问一个问题，美国能否接受另外一个国家来超越它呢？使得它成为世界排名第二。比如中国是排世界第二我们会很安心的待下去，美国会不会让自己排第二呢？
Petersen:美国可能希望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
Larson：我们大家面临的一个事情就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人不太喜欢变化，他们可能对中国有恐惧，在美国也有这种恐惧，有时候这种恐惧可能集中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事件上。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双方都有潜在的好处，美国欧洲没有一个人可以对此担心的。但是如何成功管理这个进程，比如资源的压力，这一点是应该共同处理的，这方面肯定会遇到一定的挑战。如果在我的人生中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个经济大国，或者总体GDP总量排第二来说，对于我来说我晚上肯定不会睡不着觉，我确实认为我们面临着一个现实，那就是人都是害怕变化的，他们必须要看到政府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确保这种变化。
Petersen:PAUL，他们用狂想这个词或者幻想。如果刚才这位先生所提的问题出现的话，对美国会带来什么影响？
Ostling：如果中国和美国都成为超级大国不会给美国人带来什么负担，因为在前苏联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也曾经练习过躲爆炸的演习，当初苏联也是超级大国。我觉得这像一种竞争，就像德国的工人不喜欢改变社会的这种合同，谁也不会高兴的到一个地方，到了之后会失去一些东西，问题实质在于，从现在到将来之间有什么样的曲折，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政策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我们如何相处呢？从现在到35年以后之间我们怎么处理面对彼此呢？使得我们之间不会有疯狂的举动，有建设性的对话，以避免不会出现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你看看奥林匹克运动，就一是种竞争，生活的竞争每个人都要接受的，问题是我们要确保我们如何顺利达到。
Petersen:我们为什么对此如此担心呢？
袁鸣：我觉得我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很合适，为什么美国人对此如此担心，我认为部分美国人一直生活在美国梦想之中，而且对他们美国之外的世界没有真实的了解和理解。你想想美国国会1/3的国会议员他没有护照，他们没有护照也没有关系觉得挺舒服，在这方面我想说美国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革命或者变化性的世界，由于缺乏对实际世界真实的了解，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负担，或者是一种误导，当冷战结束的时候，我称之为唯一孤独的不舒服的超级大国。它们好像不知所措，一旦出现另外一个大国，如果是中国的话，而且他们有冷战的后遗症，那种思维把中国称之为红色中国，这对美国人对中国的沟通理解是有障碍的，尽管我仍然要相信当美国人有机会参观中国的话，他们感到很轻松，他们可能会第二次、第三次等等带朋友带家人来，我觉得应该给美国人更多的机会来这里参观，这肯定有用的。
Petersen:在过去一百年没有任何一个大陆神奇会超过欧洲，所谓唯一孤单不舒服的超级大国。
Behrens:我想看美国的方式，中国和欧洲不太一样的，也不把美国看成癫狂的国家，二战的德国，那个时候欧洲和美国之间有很好的理解，长期来说他们之间不会有很紧张的关系，但是回到刚才这位先生说的话。我想要说的中国的竞争力从经济角度来说，刚才PAUL说的，德国人不大愿意进行改变，美国人想法跟这不一样的，因为他们自己为自己生活负责的，我想随着时间推移，欧洲我们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工作移到了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担心，这些国家经济基础转移到他们竞争对手中国来了，现在大家对中国的信息了解越来越多了，更多的是竞争方面，而不是机遇方面，美国自己的国土经济规模比较大，自己呼吸的余地比较大，不管怎么说认为美国是癫狂国家的想法，欧洲是没有的。
Petersen:工作上的问题，就业的问题在中国也成为重大的问题，美国对中国的发展，不光是军事，其他生活方面改变也是很关心的。
提问：我想再谈谈刚才提到的问题，从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认识的中美之间没有什么威胁，美国不是中国威胁，中国也不是美国的威胁，但是很多的外交官他们似乎把两国关系弄得很紧张，比如武器禁运，我首先同意中国从欧洲买武器，由欧洲来确定什么武器可以卖给中国，如果你施加太多的压力可能会使得多极的关系敌视化，中国如果不能买欧洲的东西、美国的东西，会从别的地方买。
Petersen:我们以不同方式问这个问题，我想知道的是从这个对话中清楚看到了，很多和概念和观念的理解有关，中国将来怎么样？是不是有导弹是不是要攻击台湾，我问一下同样问题的基础是什么？有没有一群美国人，也许同样也是教授，他们期望这种关系就是对立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Larson：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些希望中美关系是一种敌对的关系，但是确实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人他们互相害怕，害怕另外一个国家，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简单地讲一下，中国电视台曾经在会议之前访问过我，他们也非常担心，他们问题是我们之间如何更有竞争性，在美国欧洲他们非常感兴趣的是，中国关注的不是没有竞争力，是竞争力不够，有一些领域中中国要做得比别的国家好，我知道在我们国家，有关竞争性我是理事会的成员，我们和大学企业界一起合作，共同找到做法，改善我们教育体制，研究开发，这样提高我们的竞争力，但是我并不把它看成一种敌对，中国人对竞争力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世界变化很快，我们必须跑得很快，我们的做法才能成功，因此我想更重要的，更根本的这些比军事来说更根本，更重要。
Petersen:我给PAUL提一个问题，你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美国人，他到亚洲多少年了？
Ostling：25年，我实际上第一次来这里是38年前。
Petersen:你回到美国之后，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费尔德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战舰，你们怎么谈你对中国的看法？
Ostling：我有两个侄子，他们两个都是律师，他们妻子都是亚洲人，我的侄孙子今后有亚洲的血统，所以我在家里不会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会对他们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商业性问题，我并没有感到威胁，对我来说这里有很多朋友，在中国有4千多人在这工作，我与一个新西兰人谈过这问题，他说我应该到这来吗？我说你为什么不到这里？如果这是在35年里是世界上最大的GDP国家，我们就应该到这里来，这是我所想到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导弹、炸弹等等，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原因。
Petersen:大家都知道，你们可能不太关注导弹的问题，在中国确实有一些人，他们也确实认为他们应该这么做来加强他们军事实力。也许这是我们普通中国人的看法？
袁鸣：我仍然认为你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刚才那位发疯的将军所说的话，这也使世界感到很震惊，也使我感到很震惊，也使我的朋友感到很震惊，即使我中国媒体的朋友也问到过我：教授这将军是政府支持的，还是军队支持？我说你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当然不是了。那时候我正在北京大学组织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有很多同事聚在一起，还有日本碰过，美国、日本、中国，我们当时在这将军说这一番话的时候我们正在开一个会，后来我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李兆星外长计划接见这个小组成员，我说你们一定要向外国朋友说清楚，特别美国和日本的朋友，李部长的话说的很清楚，第二天7.2号公布了李部长的讲话，我想这件事很不幸，这个声音又以一个个人，他并不是一个政府，实际上是一个个人的观点，个人的声音，但是他所造成的影响我也意识到了。造成的影响很大，而且使人们感到很不舒服。他引起了一些误解。
Petersen:我们必须结束了，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讨论，我们请各位演讲人再花一点时间谈谈他们的感受。
Larson：我想我们谈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很坦率，比任何其他的会议都坦率。第二点我想我们也确定指出了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关系改善的话，我们就需要来共同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并不是人为的问题，而是现实对中美两国人民利益有关系的问题。还有日本和美国、欧洲和美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问题。
Ostling：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国家的人们，思想上需要改变，互相之间要进行了解，你说美国人没有护照，有些美国人有狂想症，实际上他们不大了解，我想中国西部也是一样的，他们可能有同样的观点，我想我们应该解决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些人，让人们能够了解别的国家的人民。这样我们才能有助于今后的发展。
Behrens:我们想我们这要花多年时间，我们想法是否是正确的。我想我们最后应该说，中国必须给他们一定的权利，让他们武装起来，这样与其他国家相等的方式武装起来，并不是说武装，或者说中国能有自己的自卫能力，比如巴基斯坦、印度他们这样做。我想中国必须有权利这样做来加强自己的自卫，另外进一步强调中国从技术方面在今后十年将会成为一个有利的竞争对手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就业制度，我们这些都要在经济发展之前来解决。
袁鸣：我想我现在对中美两国家改善关系完全有信心。为什么呢？从在座各位谈到的意见，我相信信心百倍，我是认真的谢谢。
Petersen:从你今天听到的讲话，你对中美之间的关系感到更加乐观是吗？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谢谢！
|
| 中国房地产业：泡沫增长还是理性发展？ |
| 主持人:陈婷（《环球企业家》杂志社总经理） |
陈婷：
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我们开始今天下午的讨论，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房地产业：泡沫增长还是理性发展？我是《环球企业家》杂志社的总经理，我叫陈婷，担任主持。下面给大家介绍在座的嘉宾，中国房地产协会会长杨慎先生、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先生、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会长聂梅生女士、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副主任叶明权先生、国美置业总经理禹晋永先生。
说到泡沫大家都是不愿意面对的，政府更不愿意面对，从2005年开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政策，从现在看上海、杭州这些地方的房价明显有所回落，成交量也减少，但北京我接触一些开发商他们还比较乐观，他们觉得政府这种行为不会太长期，说这种需求是不可能被抑制的，有人预测9月份北京的房市会回暖，今天请到的嘉宾有学界，也有企业家和政府的，我们听听他们的观点，首先有请聂教授。
聂梅生：
这次宏观调控是以平议房价、稳定房价为目的，到底是不是泡沫？各有不同的说法，目前的形势从平议房价和稳定房价来看，大起大落没有。有的地方是稳中有升，有的地方是稳中有降。总的情况是交易量下降，持币待购增加，目前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是这样的情况。我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各地方情况不一样，因此基点不一样，水平不一样，发展的空间也不一样，尤其现在要注意各个地方的不同政策，因地制宜。有的地方会稳中有升，有的地方会稳中有降，观望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有的地方已经打破了。
陈婷：
有请杨会长。
杨慎：
房地产一个是讲泡沫增长，一个是讲理性发展。我在两者之前，我倾向后者，基本的依据是我们中国的房地产目前三个基本平衡。
第一是总量基本平衡。
第二，结构基本合理。
第三，价格基本稳定。
当然基本稳定的概念并不是没有波动，经济生活当中波动是正常的现象，这三个基本就是目前房地产总体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房地产处于理性增长时期。
陈婷：
杨会长意思就是不存在泡沫了？
杨慎：
局部地区资产的价格高于价值，但作为全国房地产业来讲，不存在泡沫，整体上供大于求出现的总量上升，不存在泡沫。
陈淮：
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很多人都会说日本的广场协议，我听起来就像一个很穷的村子刚过上小康生活，这时候村长得了糖尿病，然后村里面就开始讨论我们刚克服了肝炎、夜盲症，这之后会不会成为糖尿病的高发区？很遗憾的是大家没有真正读过广场协议，而是人云亦云。1948年美国占领之后制定了日本振兴计划，把日元贬值到1日元兑360美元，后来由于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美元和黄金脱钩，日元才升值为1美元对312美元。之后发达国家实行浮动汇率，日本也实行浮动汇率，22年的固定汇率帮助日本成为一个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大国，1971年起的升值到1985年广场协议13、14年里的升值，才是我们重点应该研究和面对的阶段，而不是广场协议之后的时候。
这几年日本成长为第一流的大国，走上了质量、工艺、品牌、售后服务的竞争，1981年之后日本钢铁能耗相当于美国的56％，而且在这一段时间日本创造了全面质量管理一系列提高管理水平、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很多管理革命，这才是我们需要研究和比较的。动不动把人家得糖尿病的阶段拿出来作为我们刚刚起步、刚刚克服肝炎、夜盲症比较，担心我们是否成为糖尿病的高发期，我觉得比错了阶段。谢谢！
陈婷：
下位有请禹总，国美今年在房地产市场上可以说是逆势而上，昨天看到一个资料非常的吃惊，3年进入中国房地产业15强。想问一下支撑他这种野心的动力是什么？
禹晋永：
主持人言过其实了，其实没有这么厉害。前面杨会长和隔壁的嘉宾谈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来之前没有经过沟通，但我都赞同他们的看法和相比。国美之所以今年开始，国美是新的公司，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跟黄东易先生打造的资本地产公司，现在就是在全国跑马圈地，很多地产商觉得今年房价过高，老百姓呼声太高，为什么国美投入一些巨资？因为我们今年准备拿出50亿资金在全国圈地。我很赞同隔壁嘉宾讲的观点，确实使阶段性的抵触。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组建新的公司，在三年之内跻身中国房地产行业前15强，我们认为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纵观现在房地产业，大部分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像国美这样的民营企业比较少。不管怎么调整，外资进入，我们民营也好，反过来到中国收购也好，我们可以成为外资，也可以成为民营，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觉得达到这一点需要理论的支撑，也就是对中国房地产业要有正确的认识。我认为现在重要性房地产是一个理性的发展，当我们理性的时候才会做一些理性的思考，当我们很盲从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个地方胡言乱语，甚至跟有些媒体做一些殴打。之所以今天这样，我们要做理性的思考，我觉得要说今天的房价，我也赞同建设部总经济师的讲法，现在房价并不是很高，而是相适应的水平，房价会不会涨？会涨。随着土地市场的规范，由原来土地协议转让到招拍挂，所以说理性来讲，今天的开发商在土地里面想获取的差异，将是越来越少，几乎等于零。开发商做出来就是要靠提高房屋的品质和服务，仅仅获得售楼的价格，在楼里面取得收益，如果这样这个土地市场在不断的供应，但世界上真正没有一家工厂在生产土地，最近北京市土地局发出信息，还讲向市场提供多少平方米的土地，一个是增大土地供应，还有平物价的意识。土地并不是可以用简单的经济杠杆来衡量，因为土地不可以再生，拿出土地对市场进行调节，这种调节本身就是错误的。土地供应量再多，并不等于市场销售价格减少，这个逻辑是很清晰的。按照这样的说法，今天的土地市场随着不断的规范，同时最近新的信息，土地一级市场仍然在进行规范，可钻的空子几乎比较小。通过竞争的价格还会不断的攀升，北京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建筑用地，由当地的市场行情，建楼的行情是5000，盖出的房子成本是4000，不管你抛售多少土地，代表你物理的转移，对市场的抑制作用起不到。所以价格还会不断的攀升，作为开发商希望获得一定的利益，作为老百姓需要有一定的引导，现在房地产是理性的发展，可想象的空间比较减少，更多的注重于服务，价格的上升并不意味着这个市场就有问题。更重要的一点，今天的地产市场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不是高端市场发生问题，而是低端向市场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提供给需要安居乐业的人提供居住的地方，并不像香港有廉租房，而我们做经济适用房会面对富人的挤压。所以大量的老百姓对低端房地产市场需求矛盾反映到了高端市场，这是一种误导，我的倡导就是让富人花大价钱买高端的房子，让穷人去享受廉租房，这也是合理的。可以说政府对低端市场监管不利，在监管上出现了问题，并不是土地本身出现了问题。谢谢大家！
叶明权：
拿到题目我觉得有点儿无从抓起，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也好，或者有其他什么也好，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炒作性。我觉得不能把点上的发烧，可能有少数城市之前土地性投资比例比较高，价格和价值问题突出一些，点上面的发烧或者面上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有的专家叫做面上叫发炎，点上的发烧、面上的发炎就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到现在为止，我们有看到泡沫的标准是什么吗？而且房地产区域性特点非常强，每一个区域情况不一样，你说泡沫不泡沫没有拿出一个标准。为什么说还有泡沫呢？我说中国房地产并没有存在泡沫，中国房地产市场本身起步比较晚，在他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但通过这一轮的调控，起码烧退了，但面上结构性的发炎问题还没有解决，房地产市场它有一个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即使你政策出台，政策效应发挥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不能笼统的讲理性泡沫。联合国对70多个国家统计，置业用地占房地产50％，我们国家基本上在这个合理范围之内，不能说它存在泡沫，面上还是健康的。
陈婷：
我今天既是主持人，也是消费者，听了各位嘉宾介绍之后，我心理的石头也落了地，可以放心买房了，但政府还是不遗余力的出台抑制措施，我们不能说政府错了，我们只能说政府针对的对象是投机者，而非投资者。在这之前我接触几位温州的企业家，他们更多是投资者，在投机和投资之间怎么界定呢？我想听听几位嘉宾的意见和建议。
陈淮：
我就主持人的话题做一个纠正，政策到现在为止，我们老百姓买普通住宅仍然享受期半征收的政策，利率仍然享受打九折的政策。
陈婷：
对于投资者呢？
陈淮：
你刚才把压制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投资者不管买国债，还是买股票，还是买房产，你面对的风险是由你自己承担的，国家出台国债的打压政策过吗？出过还是没出过？我告诉你，国债在2004年3月份曾经一张票面值达到80块钱，跌去了25％。现在又恢复到了100块钱左右，因为利息提高，它的机会收益提高，这是很明白的经济学概念，市场上的价格涨跌很正常，不要把市场上所有的价格涨跌都跟政策联系起来，这是不对的。
陈婷：
在会前我跟杨会长有过交流，杨会长说，现在缺乏的是投资渠道，所以大家会想办法投资房地产市场，杨会长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杨慎：
大家在去年房价上涨过快以后，大家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2004年中国的房价突然从过去的每年上升指数3到5％，突然上升到了15％，增加了十个百分点，为什么会这样？大家都在讨论，追究它原因，我经过思考我认为很大程度上，中国大家都在买房，买房的人很多，投资性买房的人比较多，因为大家没有其他的投资渠道，银行贷款只有1.98％，后来提升了一点儿，只有2％左右，物价指数是3到5％的正数，银行存款只有2％，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使得自己的资产保值升值，就选择一个他认为最理想、最保险的渠道，任何东西目前来看，都没有住房稳妥。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就从事了房地产的投资，这种投资行为，我个人认为无可非议，不能把这个行为视为非法的行为进行打压，是否涉及中国土地资源问题，当然我们不主张大家都买房，但这几年房地产投资增加，很大原因就是大家没有其他的投资渠道。
聂梅生：
我很想说一下对这个问题个人的看法，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个人认为，现在关于房地产不动产的属性并不是讨论的很清楚，就像陈博士和杨会长讲的一样，中国房地产市场才发展了10年，在这10年当中买房子本来就是不动产，我认为既是消费行为，又是投资行为，只要买房子就是投资行为，只有租房子才是消费行为，最近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大胆的建议，这里面有一个混淆，不管怎么样中国是支持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为什么我开始讲宏观调控，确实今年出台很多的政策，这是不可否认的，在全国出现目前的僵持阶段，有关部门也提出来了，“抑制投机、控制投资”，这在报纸上通篇都有。我认为在中国买房天经地义，无可非议，并没有说一家买房子纯粹就是消费，这不可能，只有租房子才是。最近我和国家统计局讨论，因为有很多人问CPI指数不含房价，应该把房价含进去，这不应该含，就是因为房地产有投资，算到固定资产投资里面，只有虚拟房价这一部分，你投资这部分，相当于这一年的房价这一部分才能放到CPI指数里面去，全世界的统计方面可以看出房地产是不动产，既是投资，也是消费。
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在很多场合按照我的思路讲，中国目前的房价问题和房地产投资问题不能单独的看，跟股市、汇市都有密切的联系，在座有很多的外国朋友，2006年我们将在WTO条款上金融接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外国资金是要进入中国的，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投资，外国人也要投资，所以房地产形态在最近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也就是2005年。
关于投机和投资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投资是长线的，比如我为了房子的升值或者出租，希望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升值。国家的固定资产是一种投资，个人买房就是个人的固定资产投资，投机是一种短期炒作，并不是为了出租，而是为了马上倒手卖出去。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从上海回来，确实控制房很多，而且房价也是涨的很厉害，最近上海出台一些在二环之外有一个指导性的房价出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一些局部地区在投机确实对这个地区房价影响比较大，从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当中，说到抑制投机、控制投资的说法，是客观存在的。但投机倒把这件事情风险是自负的，比如股市当中不允许炒股，但就是有人炒股，投机倒把罪是道德层面理解，而不是法律层面。
陈婷：
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房市低迷确实是非常残酷的现实，您怎么看待这个现实？
陈淮：
第一我不承认残酷这两个词，我们让更多的老百姓有房子住，让有限的资源供给，不是有限满足富人的奢侈消费，而是更多的先满足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宏观调控和房市低迷了，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在过去20年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5平方米提升到25平方米，城镇人口在20年中，从1.9亿提升到5.4亿，提升了180％，在城镇人口这么大增长的情况下，老百姓住房有这么大的改善，是全世界过去200余年当中没有过的奇迹。而且一个月前建设部公布的一组中国城镇居民住宅基本状况的指标显示，我们现在150亿平方米的住宅当中，有80％的产权是归老百姓私人所有的。而仅仅在20余年前，别说有房子，人们都不可能拥有固定资产，连存款都没有几家有，我们从一个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现在80％的房产归老百姓，我们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到2004年全国住宅竣工面积是5.5亿平方米，平行每人提高了1平方米多，而这里面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房地产业提供的，包括国美在内的房地产商提供的。因此我们注意到，宏观调控影响和涉及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供给，在这部分供给当中，我们努力鼓励，其中包括经济适用房、普通住宅仍然受到鼓励的，只是抑制富人奢侈性消费，只是抑制那些浪费土地资源的消费，只是抑制不合理的享受性的消费，这才是症结所在。
陈婷：
宏观调控首先影响最直接就是企业，企业家发言更有发言权。
禹晋永：
刚才陈博士跟主持人讲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陈博士的理论跟我要倡导的东西很相象，就是富人买高端的房子是合理的，政府有责任解决老百姓低端房子的供应。为什么说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呢？主持人更多是在房地产市场，而陈博士是站在国家宏观的角度就房地产整个现象和趋势做一个业态的分析，或者说是政策性的比较，权威的数据。我觉得本身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今天很多的地产商说，今天的房地产市场比较残酷，这种说法我赞成，因为是成立的，但从理论上是不构成的。因为今天绝大部分开发商是在低级、二级层面上进行开发，仅仅是有点儿钱就买一块地，然后二级开发卖完了地再买地。对于国家宏观上的东西想的比较少一点儿，因为我做企业开发很多年，可以很公平的讲两句，开发企业读书人比较少，我实话实说。今天的地产业有多少博士？没有10个，专业的博士我都可以跟你说的一清二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今天是中国企业峰会，不能把低端的说法拿到这上面说。
所谈到的中国地产在经营上面考虑，并不是像我们向高端发展，我们今天谈话的问题像陈博士讲的，政府确实没有要抑制这些东西，只是要做一些正确的引导，目的是让富人买高端房子，让老百姓去买经济适用房，让他们过的安稳一些。因为我是研究公共经济的，对政府包括前面提到的房价问题，通过招牌挂市场之后，这样可能加强公共财政，对国家支柱产业来讲是有益处的。
陈婷：
我收到了一个纸条，问陈博士，陈博士您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有投机行为吗？投机和投资是怎么界定的？难道您觉得住房的消费者就只是老百姓吗？
陈淮：
我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残酷两个字的诠释，残酷只是开发商的感受，如果大家有这个感受的话，我们可以清楚的说有没有宏观调控，市场永远对你是残酷的。8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学做家电，国美很了解这个历程，中国现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家电大国，那么快的发展过程，那么好的市场、产业，但最初做家电的名牌企业活到今天的屈指可数，风调雨顺、光辉灿烂，对任何企业来讲面对同样是残酷，有没有宏观调控你都要面对残酷，很遗憾这是客观规律。
第二个问题我想借助禹总所在企业的亲身经历，投机是投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越大的投资恰好是市场中分散风险、平衡供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种粮食和吃粮食总是直接对垒，我们建立不起市场经济，粮食多马上就是供大于求，粮食少马上就供不应求，当年家电企业和家电消费者直接对垒，他们面对是垄断价格，或者走后门、批条子，除了一个国美，第三者出来了，大家消费者不要怕，有大哥我呢，你们九个厂家家电我包了，我一块买过来，便宜给消费者，打破了垄断。第三者的参与吞吐压低了价钱，平衡了价格，调节了市场，包括今天讨论的主题也是一样，我们市场当中缺乏一个角色，开发商建房子之后，禹总讲销售房子，可能有些不需要你卖房子，有人说禹总把你国美开发的楼盘都给我，我来卖房子。
禹晋永：
国美就是这样。
陈淮：
从供大于求买到供不应求的时候我再卖，这是不是投机呢？恰恰是这种投机起了蓄水池的作用，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使然，如果你在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情况下，用计划经济去做，那你只能用残酷来说了。
禹晋永：
其实今天国美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在国内形成这么一个趋势和现象呢？因为国美进来就是打造资本地产的概念，说到资本地产，陈博士讲的时候就讲这个概念，就是生产商和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