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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专家学者——经济学者张维迎—公司治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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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公司治理中的价值创造与财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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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8日，张维迎在第三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上就公司治理问题做了题为“公司治理中的价值创造与财富分配”的演讲：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次的公司治理论坛。像詹姆斯.莫里斯教授讲得，一个公司的成立是为了使公司的资金更自由的流动，使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 我从简单的故事给大家讲起，假定你现在有100块钱需要投资，这个钱你想交给什么样的人，选人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标准，1、这个人是不是有比你有更高的赚钱的能力；2、赚钱之后这个钱是不是能够返回给你。这是我们投资的时候最基本的考虑。实际上投资者预期的收益，等于公司本身创造的价值和他能够得到价值的可能性，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公司治理究竟能够做什么，第一，怎么能够使公司的价值不断增加；第二，能够使创造的价值、财富在所有成员中比较合理的分配。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们现在有关公司治理的讨论，以及一些政策，太多的集中在财富的分配方面，放在价值财富创造方面的注意力太少，不仅是在我国，在西方国家也有这种危险。我用简单的词来讲，公司治理不仅关心是不是有人用什么方式“偷钱”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怎么使人赚钱。现在我们太多的关注“偷钱”方面，不是注意怎么使大家有积极性创造价值，这不会是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个公司、投资人来讲，创造价值最重要的有三个因素： 第一，管理者的能力非常重要，这种能力很多是先天也有一些是后天的，所以选择什么样的人当CEO、经理，它是决定公司价值的第一因素。 第二，激励问题。管理者的报酬怎么能够与企业创造的价值能够很好的联系起来，使他才有真正的积极性去价值。 第三，管理者的自由度，或者叫自主权、决策权。如果一个企业家、一个管理者如果不能享有足够多的自由裁量权，就没有办法决策，如果没有办法决策公司的价值是不可能增加的。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知道，决策取决于对未来的判断，每个人对未来的判断可能都不一样。我们之所以需要企业家，就是我们不知怎么做出的判断他可能知道，我们可能一筹莫展的地方他可以看出一条光明的线索来。所以有时候他做的一些东西不一定能够被普通的股东、员工充分理解。所以我们要对他有基本的信任，让他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行使裁量权，作出决策，这个公司才能真正增加价值。 我们要始终记住，什么因素在决定公司的价值。另一方面，公司的价值很大，投资者最关心公司的价值不被经理人自己毁掉，他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毁不掉这个价值，这依赖于他的自主权、自由裁量权有多大。我们知道，投资者能够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公司经理人的自由裁量权越大，他“偷钱”的可能性就越大，给投资者回报的可能性相对就变低了。存在一个严重的替代，投资者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讲，他的利益都是依赖公司自主权，经理人掌握的自主权越大，他创造的价值就越大，但是他的自主权越大，他自己消费、花钱的可能性也越大，给投资者回报的概率相对变低。简单的看，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曲线，投资者预期的回报可能随着经理人所拥有的自主权变化而变化。自主权包括很多方面，有些方面创造价值会更好，有些方面对财富的分配更好。所以在公司治理设计的时候，不同的权利范围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公司董事会掌握审计权、掌握总经理的人事任免权很重要。但是至于战略的决策权，多大程度上属于董事会，多大程度属于CEO，这些公司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公司CEO和董事长是一个人，很多的决策权可能在他手里。另外一个董事长是外边的非执行董事，大量的权利可能就在决策层、管理层。 我们在公司治理设计的时候，怎么解决好这一问题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框架下，我们看一下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幻灯片）会发现我们要创造最大化的价值，而不是最小化“偷钱”的可能性。比如我们设计一个交通规则，大家直观想交通规则应该减少事故，如果交通规则的目的是最小化交通事故，这个事情就很简单了，不让任何车上路就不会有交通事故。显然减少交通事故或者最小化交通事故，并不是交通规则的制度，交通规则的制度是使整体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容忍一定程度的交通事故，无论是飞机的还是火车的。现在太多的公司治理设计，特别是在政策层面，出了事故之后，马上就会增加一个规则，而这个规则企图防止类似事件出现，这可能存在问题。我们不要期待着存在一个公司治理规则，在这个规则下不会出现“偷钱”、公司管理层腐败的问题。当我们检讨管理层腐败的时候，要考虑他对公司创造的价值，我们怎么在这里边平衡，还是用最大化预期的社会总价值。 我们看中国公司治理的情况最重要的，第一，怎么能够保证真正有企业家素质的人管理公司，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使选择的企业家、CEO的人，他们本身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相联系在一起。如果经理人的利益与公司的价值没有关系，却能够选出真正为公司利益奋斗的经理人，我们很难想象。 第二，选上的经理人，我们怎么给他们正确的激励机制，使他更好的为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使经理人有能力、也有积极性创造更大的价值。现实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在中国我们提出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很时髦的说法，也关系到很多意识形态的争论。但是最危险的是回顾我国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单从所有制改革的替代品，就是说因为产权制度我们不能改了，那我们就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无论在理论、实践上都有非常有害的。我仍然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一个没有良好的私有化，私有产权得到保证的法律制度下，会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如果我们企图在现有的以国家控制为主的产权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治理机构，可能就像在沙滩上盖大楼，也许看起来好看，但谁都不敢住进去，担心塌下来，这是我担心的。 我举一个例子，伊利牛奶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品牌，做成了中国乳制品第一、第二的品牌，拥有几亿的资产。大家知道伊利的老总由于他想进行产权改制，被抓起来判刑了。如果在正常的经济当中，一个人想把很小的企业做成很大的企业，现在顾虑的是什么，我不想承担这么多的风险，发行一些股票。但是一个人把企业从小做到大以后，想我能不能有一点股票，0.5％、1％，所以搞变相的MBO，最后触犯法律被抓起来了。如果我们的法律体制下，经常出问题的是那些最能干的企业家，最具有企业家素质的CEO，就说明我们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有大问题的。反倒不能干、没水平的人不出问题，他用10年20年的时间，甚至3、5年的时间把一个很好的企业搞垮了，破产了，他却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违反任何公司治理的规则。说明我们并没有改变公司治理的指导思想。 我要强调，我们在公司创造价值和财富分配方面，不可能一步走太远。尤其我们要考虑中国公司的治理，上市公司的治理一定要与中国整体的法律环境相适应，否则很多的公司都会出问题，除非他不上市。中国的银行也是一样，如果银行贷款都按照美国银行贷款的标准审核贷款，在过去20年，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经济。经济上讲当你有一部分规则被扭曲之后，另一部分规则也要相应的扭曲，否则就会更糟糕。所以在公司治理包括上市公司的治理有一些规则，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的规则，因为我们的产权制度不是美国的规则，怎么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的规则做。 我谈谈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的问题。过去因为中国经理人激励不够，很多是隐性激励，隐性激励是不合法的。我们现在既没有解决显性激励问题，隐性激励因为法律问题都暴露出来，我们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消除隐性激励的时候，能够使显性激励替代。好比信息披露问题，一个公司现在每三个月要披露一次信息，我不相信这样的公司正常情况下能够做得好，CEO这次披露信息以后要马上想着下一次。很多股民都追求短期的回报，对要做大事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约束，理论上没有说服我强制性披露一定是好的。所以公司信息披露能不能实行自愿原则。你自己定多长时间披露一次信息并且要负责任，如果原来报告一年披露一次，一年没有披露要负责任，而且要对披露信息的真实性负责。用自愿信息披露的原则，要比现在的这种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对公司、对股东更好。 还有一个独立董事的问题，我始终强调，大家不要对独立董事寄予太大的希望。如果一个人在公司没有厉害关系的时候，我们让他比有厉害关系的人更关心这个公司是不现实的。也许有少数人能做到，但大部分人做不到这一点，合格的独立董事能有多少。另外大股东，现在中国批评大股东很多，但在中国如果没有大股东，我们让很小的股东去主导公司会是什么样？在公司治理我们讲小股东总是对的，其实很多情况下小股东是不对的，小股东可能更胡搅蛮缠，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公司未来怎么发展。我们不能说，小股东的利益什么情况下都要受到尊重，在中国是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 公司治理主要是市场的问题，不是政府的问题，也就是公司签合同和当事人之间的问题。但我们现在谈公司治理更多的变成政府的问题，包括美国欧洲都有这种倾向。我们立的法律、规则，目的都是减少交易成本，而不是增加交易成本，但现在很多公司治理结构规则都在增加交易成本。我们始终要记住，我们的目的是要降低交易成本，我们不要太多的依赖靠政府制定的规则，而忽视市场自身对公司治理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声誉机制所起的力量。谢谢大家。 （新华网2005年11月8日报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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