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当前位置：专家学者——经济学者张维迎—产权之辩 | ||||||||||
|
产权之辨:张维迎深圳叫阵朗咸平北京回应
|
||||||||||||
|
“一个学者如果只为了自己知名度的最大化，只为迎合大众的流行舆论而讲话，那他就已经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也可以说是丧失了学者的良知。”2004年8月28日上午，身处深圳的张维迎就“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发话，相隔不到3小时，远在北京的郎咸平便反问：“我现在回复张维迎的话，我就是要代表中小股东来促使职业经理人必须承担信托责任。” 这场经济学家论战是郎咸平“炮轰”顾雏军、张瑞敏及李东生的引发的“连锁反应”，中国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局面由此打破。引起这场论战的最大的焦点，并非学者的个人价值取向，而是国企产权改革。 张维迎表示，学者不能丧失良知 “我在台上已经表明了我的观点，我不谈针对任何人。”8月28日上午，应邀参加“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做完演讲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对于学术问题大家可以继续讨论，但希望少一些不负责任的人身攻击。” 不能妖魔化企业家 “学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而且，也不应该寻求学术以外的手段去解决学术问题，包括借助媒体、网络。一个学者如果只为了自己知名度的最大化，只为迎合大众的流行舆论而讲话，那他就已经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也可以说是丧失了学者的‘良知’。”作为权威经济学家之一的张维迎打破了短暂的经济学界“集体失语”的尴尬。 他此番讲话的针对性很强，显然是有备而来。“知名学者的社会责任还包括说话应该非常慎重，因为你的言论会带来相当的社会效应，对社会的舆论方向产生一定的影响。” 自称不为任何单个企业家辩护的张维迎发出了他的警告：“最近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舆论。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他认为中国企业当前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 国退民进不能“因噎废食” 郎咸平关于国企改制的分析，最近引起经济学界和企业界的争论。而张维迎针对郎咸平的观点进行了全面反驳。 “没有好的老板不会有优秀的员工，没有好的主人也不会有好的保姆。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张维迎讲了一个养羊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地主养了500只羊，现在要周游世界或住到城里去，将这500只羊交给农民。如果有一只羊死了，农民有权将羊冷冻起来或卖出去，这是信托人的责任，这恰恰是他们信托责任的一部分责任。” “这其实是个老话题，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张维迎对记者说，信托责任的关键在于产权制度和所有权制度。“目前，我国的经理人很难形成，难度在于国企没有为经理人定价的机制，没有让好的经理人得到好的回报。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退民进的目标之一是要创造一个经理人市场，形成企业家阶层。”他说，TCL、海尔老总已经按照所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照顾好企业，便已尽了信托责任，而社会必须善待有贡献的民营企业家———“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张维迎主张，中国必须进行国有产权改革，而且越快越好，不可以丧失时机。“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可能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就停止国退民进这个大方向，这如同一个企业不能因为有的销售人员‘吃’回扣就停止销售产品。现在一些政府官员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对于企业的改制方案能拖则拖。企业好象是一个已开始被虫蛀的水果，如果放坏了，我没有责任；但如果卖便宜了，我就必须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的，甚至被怀疑其中有阴谋诡计。” 负价格转让也可能双赢 张维迎指出，国退民进是从改革中探索出来的产物，怎样定/价才是国有资产没有流失，这很难有一个标准。“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这种情况的转让往往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作为附带条件。如果一家企业能从负债、发不出职工工资，到自己能够运转、解决职工的工资问题，这对国家来说并没吃亏。” 郎咸平：我是主流学者 张维迎是第一个正面回应郎咸平的重量级经济学家。身穿隐灰格藏青西装的郎咸平，在28日下午14时迅速回应了张维迎：“我不知道张维迎为什么不接受邀请来参加今天的研讨会。其他几位经济学家不能亲自参会，我个人是希望能当面听意见，当面辩论的。” “我没有感到被打压，失去话语权。我必须划清界限。我是主流经济学家，而不是非主流。”郎咸平是这个在北京光华长安大厦举行的“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主角。他指出，在国企产权改革中，出现了一批主张“国退民进”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他在学术上持坚决反对的意见。 郎咸平延续了他对MBO（管理层收购）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批评。他认为，目前的国企“私有化”改制是“在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改制”，缺乏公正性；同时作为国有资产真正所有者的普通老百姓没有参与权，缺乏透明性。 他认为目前的国企产权改革走入了两个误区：一是认为民营化、自由经济能解决国企改革所有问题，一些正在学习现代公司管理机制的国有企业，“还没给它们学习机会就宣布死亡了”；二是常常强调国企的所有人缺位。 “国有企业的老总，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应该负责任。”郎咸平重申他的观点———所有人缺位的问题并不存在，而存在的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保姆就是保姆，不能因为清洁卫生做得好就成为家庭的主人。国企负责人想成为公司的股东，可以用自己的收入在市场中购买股权。” 郎咸平从3年前开始对股市失去信心。他认为，中国股市问题频出，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信托责任”。由于种种人为及制度原因，上市公司及其经营者，现在已经无法赢得股民的信任，因此才表现出股民对市场的信心丧失。 他反复强调，信托责任是维持欧美股市一个最重要的条款。他甚至讲了英国人发现俄罗斯的故事来解答“信托责任”的由来：1533年，250个伦敦的商人各自出资50英镑，买了三艘船，委托船长和船员远航找中国。但刚出海，有两艘船被飓风打沉了；有一艘船走到北极走不下去，在冰天雪地走了2000公里，碰到一群人；船员们用弹珠、钢笔和对方交换皮毛，赚了很多钱，回馈给那250名股东。“英国从1533年就有信托责任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欧美的股市相对是好的———如果没有信托责任的经理人，股东不会把钱交给他。”郎咸平说，“国企的确应当善待企业家，善待职业经理人，但职业经理人就是职业经理人，股东就是股东。” 郎咸平还强调，根据自己有数据支撑的研究，未来中国的大型企业必定是国企，而中小型企业会是民营企业。 郭广昌：没有被舆论轰下去的企业 “郎的怀疑一切为内地的诚信危机火上浇油。如果社会在不断地‘妖魔化’中国企业家，外国企业主导中国经济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张维迎举了四大国有银行剥离国有资产卖给外国资本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不是外国企业出价高，而是因为有人担心卖给中国私人企业会被人说我收了私人企业的贿赂，宁可卖给出价低的外国企业”。 张维迎的讲话令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等民营企业家感到“非常欣慰和感激”。“我想有这样一些非常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来支持我们，有越来越好的环境支持着我们，我们只要不断的规范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就可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郭广昌表达了他对当前的舆论环境的担忧，但他“坚信只有自己倒下去的企业，没有被舆论轰下去的企业”。“最近看奥运会，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的体育成绩升得那么快。最简单的理由是体育最能彻底贯彻邓小平同志讲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道理。在体育场所，它规范、简单，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是会有”黑哨“，还是有很多问题，还是会让运动员饱受委屈，那么我们也是运动员，面临的环境比体育的环境更差，我们怎么办？” 内地学者分作两派 “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没有邀请到张维迎、吴敬琏、林毅夫、茅于轼等人。不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著名经济学家杨培新之子、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韩德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等经济学界的“大腕儿”准时到场，成为郎咸平“煮酒论英雄”的重要对话者。 杨斌、左大培、韩德强等人先后发表的观点各有侧重，但在反对“国退民进”和支持国企“做大做强”这两点上和郎咸平出奇地一致。 张文魁当面质疑郎咸平 不过，坐在郎咸平身边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张文魁，令会场扬起一阵火药味。 张文魁开口第一句便否定了郎咸平的著名观点：“任何对中国改革历程和改革决策过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国企产权改革并不是某些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后而确定基本方针。关于国企改革这么重大的严肃的方针，绝对不会改变。” 张文魁还对郎咸平的数据的可代表性予以质疑。他认为郎咸平使用的数据来自香港上市的中国大型国企年报业绩，而这些大型国企的利润属于垄断利润，而且利润并不上交，于国家无益。 郎咸平在随后的发言中对这些针锋相对的问题，并未作出正面回应。 （亚太经济时报2004年9月3日报导） |
||||||||||||
|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主办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17号 邮编：100048 |
||||
| 京ICP证 050088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