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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专家学者——经济学者张维迎—国企改革观点
张维迎谈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加难点,在中央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后,国企改革虽然有了一定进展,但仍然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因此,如何认识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如何把握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要求。以下是知名学者张维迎教授就国企改革接受的访问:
  问:国有企业改革从79年开始至今已有10多年的历程,您对前一阶段的改革有何评价?
    答:评价国有企业改革成效涉及一个标准问题。我把企业治理结构的功能作为一个标准。企业治理结构有两个功能:一是剌激功能,也就是使企业内部成员有积极性努力工作而不是偷懒;二是经营者选择功能,即是保证选拔最有才能的人 担任经营者。总的看来,国有企业 改革在解决 剌激机制上是较成功的。从79年开始的扩大自主权、国有企业的活力得到较大增强,生产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有了很大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机制却没有得到较大改观。厂长经理仍由政府部门部门任免,不是由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从关心资产增值的角度出发来选择真正有经营管理 才能的人,因此国有资产不仅能保证最大可能的增殖,反而有的还有被私人侵吞的危险,这正是今后国的企业改革所要面临的问题。
  问: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与通货膨胀有一种相当 紧密的联系。84年企业 扩大了生产计划权、资金使用权、奖金分配权等 权力,87年大搞承包制、租赁制,92年推广股份制,企业的活力在改革中得到了增强,但同时也是引发85、88、92年通货膨胀的因素,您是如何 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尤其是在当前宏观经济以紧缩政策为主,不可避免地会放慢 国企改革步伐,加大改革难度,如何协财国企改革与抑制通货膨胀这两者之间 的关系?
  答:十几年来的改革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通货膨胀的一种诱导机制。一方面侧重权力和利益下放,另一方面却忽略了对企业的监督和约束;一方面一部分剩余索取权由国家转移到企业内部成员 ,厂长经理的经营权限得以扩大,另一方面企业外部人(主管部门、债权人等),却因信息不完善等原因,没有形成企业外部的有交的监督机制,企业的内部成员掌握了企业 的实际控制权,形成了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追求的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布景行多抬高成本,乱 发工资等短期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推动了企业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导致需求膨胀,这些都是引发通胀的重要因素,但这两者的数量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当前宏观紧缩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短缺、生产效益下降,亏损面加大等因难则更加突出,国有企业可改革的空间受到限制,国企改革的压力加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有企业的困难加大,除了深化改革外别无出路,从而也增加了推进改革的动力。有效益的企业资金来源不成问题,无效益的企业只能存产、倒闭,市场选择机会在宏观紧缩的情况下现有力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问: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微观主体的改革,若处理不当,则会引发失业、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因而改革的风险是很大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答:任何改革都是有风险的,但不能因噎废食。我国十年多来的改革有着一条成功的 经验就是分割包围,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国有企业改革在集中力量抓好一大型企业 的同时,应进一步放开、搞活一般中小型企业,不仅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还可以多方面促进大中型企业改革的 深化,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中小型企业的产权改革相对而言风险较小,可采取出售、兼并等 多种灵活的方式。占国有企业比重80%以上的中小型企业放开搞活,不仅为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和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完成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方法。
  问: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推行的私有化运动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有保启示?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如何 保证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的“以公不制为主体”?
  答:英国的私有化运动给英国的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但其有着特定的背景,和中国的国情不一样。其一、英国经济中原来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其二,英国有极其完善的股票市场,发达的股票市场 是私有化运动的有效推进机制。而我国的国企改革由于在政治体制、经济环境、市场组织、企业性质等方面的不同,不能全盘照搬,但是将中小企业出售给个人,使出资者必须从自身产权利益引出来关心经营状况,将风险机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引入,是对我国国企改革的最大启示。
  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首先要更新一个观念,即公有制财产与公有企业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公有企业数量的减少,比重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公有财产的减少,国家可以对有关基础产业进行控制。但进一步说,国家不能为控制而控制,控制企业是手段,而企业的效益、国有资产的保值 增值才是目的。如果实践证明私人或集体经营比国家经营更有效率,国家则没有继续进行控制的必要。失去企业的所有权冻等于失去公有财产。对于为数众多,管不胜管的中小企业而言,政府出让其所有权,是解脱了企业,解脱了政府,国有资产可以重新收回重新配置,履行更高层高层次的经济、社会职能。国家的主体地位可以通过税收、监管、社会保障等形式得以确保和巩固。
  问: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方是把大量的国有资产出 售给个人,一方面个人购买力有限,另一方面,如果为迎合个人的购买力而把国有资产降低到一定程度,则会引起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您如何评价?
  答:目前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2万多个亿,还不包括居民手中的沉淀资金,因此,老百姓是否购买,我认为不是个能力的问题,而是个信心问题。政策措施如果 政出多门,朝令夕改会打击个人购买的积极性,令老百姓无所适从。因此,政府部门作为改革的推行者,当务之急是制定和 实施较为完整、严格、稳定的改革规则和方案,建立 健全各项法律保障是机制,为企业改革及改制后的运行提供必要的政策配套环境。关于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心,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几点:一、国有资产售给个人,只是把国有资 产从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价值上并没有减少。相反,由由于国有中小型企业已陷入全局性的无效率运行状态,维持现状本身就会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坐失”,加快改革才是从根本上杜绝流失的有效举措;二、把资产商品推向市场,让渡出售资产,变换产权为主体,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买卖双方存在的是等价交换的关系,只要资产得到 合理的论价,交易行为得到有效的规范监督,就不会产生出售者资产受损的情况,问题的焦点在于产权市场以及产权交易行为的规范化问题。
  问:请就国有企业负债率高的问题,谈谈国有企业 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关系。
  答:债务问题一直是困扰国企改革和银行 改革的难点问题。许多人从微观角度出发把国有企业 高负债经营的成因归咎于国有企业负担过重、经营管理 不善和政府部门干预过多等原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因为银行 体系不能成为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者和企业监督者,企业才运营欠佳,负债累累。一方面,企业的债权人结构单一,融资渠道狭窄,资本市场不发达。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随改革的进行而发生剧烈变化后,尤其是居民取代政府成为资本积累主体后,居民储蓄除用于购买 国库券和存入银行外,没有其他渠道流向企业,银行信贷成为居民储蓄转化为企业投资的最主要渠道,导致了企业对银行的高负债和银行对居民的高负债;另一方面,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银行作为企业最重要的 外部资金来源,受到地方政府,自身机制等因素制约,没有成为独立的债权人,银行对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缺乏从资金的最优配置目标来规范和监督企业运营的机制和动力。
  因此,发育完善的资本市场,尤其是直接融资市场,形成竞争性的融资机制是解决债务问题、协调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的有效措施。企业的债务可能在资本市场上通过灵活的方式实行债务重组。基本思路是将国 有企业对银行的一部分负债转化成居民对企业的股权,居民作为资本积累主体介入企业治理结构,在权利和债任得以明确的前提下行使有效的监督控制权。这样,既扩大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形成了企业外部灵活在的资本来源市场,更确立了对企业内部资产组合的实际价值和对企业经营者的绩效客观的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
  问:解决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尤其是其中的企业家追求目标与所有者权益最大增值存在偏差而形成“代理成本”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如何从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出发推进下一步的国企改革?
  答:所谓的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是指由于企业的外部成员(如股东、债权人、主管部门)的监督不力,企业的内部成员(厂长、经理和个人)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内部 人追求的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出资者利益最大化,从而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这种扭曲就是一种代理成本。
  从现代企业理论看,国有企业代理成本和内部人控制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的剩斜索取权和最终控制权的不统一导致国有企业的外部人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去有效行使监督控制权,外部的人的最终控制权弱化为一种廉价的投票权。中国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改革(利润留成,承包制等)实际上把相当一部分剩余索取权由 国家转移到企业内部成员,但最终控制者(经营者选择权)仍由政府部门控制。但政府部门不可能直接参与管理,公有制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导致委托——代理层次增加,从而拉大了初始委托人(共同所有者)与最终代理人(企业内部人员)之间的距离,使得监督成本加大,监督更加缺乏效率,而 外部人在剩余索取权与最终控制权不统一的情况下,其实施最终控制权选择经营者时,并不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因为经营者的选择与其无直接的切身利益关系,最终控制权便弱化为一种廉价的投票权,企业的内部人只须花一定成本便可收买外部人从而掌握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因此,必须通过重构产生主体和调整各主体之间权责利关系来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国有企业下一阶段的改革。其基本思路是:将国家所有权转变为债权而不是股权,同时引入非国有资本作为股权代替原来由政府部门担负的选择、监督经营者的责任。债权人在正常情况下不承担企业 经营风险,不施行对企业的监督控制,而把监督工作交付给其他资本所有者(股东),从而节省监督成本,并且在债权人可以保证国有资产安全稳定 增值。在居民已成为资本积累主体的情况下,让非国有企业经济部门(包括外资)通过兼并、合资、参股、买卖等形式来介入企业的治理结构,出资者的利益同经营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可以缩短委托的利益同经营效益紧密联系以一起。这样可以缩短委托——代理层次,节省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控制的效率。同时鼓励经营者自己购买股份,实现剩余索取权和最终控制权的统一,不仅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等体制性问题,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选择最有才能的企业家进行经营管理 ,而且还可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过度负债问题。
  问:请谈谈您对国企改革的前景与展望。
  答:我觉得,十多年来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改造了人们的思想,更新了人们的观念,什么人都 有事干、什么人都有事想,什么事都有人干,什么事都有人想,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国有企业问题现在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而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同时存在的,但单纯靠理论家们设计出很具体的操作方案和规划出很简单的改革日程是不大可能的,但只要是政府允许人们大胆去闯,大胆去试,就一定会在实践中探索出适合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国企改革的办法,我对此充满信心。
  (综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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