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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9家违法排污企业通过媒体向社会宣读忏悔书，公开忏悔违法行为，向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做出环保守法承诺。我们希望这样的公开忏悔，能够使违法排污企业真正认识到违法排污对环境的危害，意识到企业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能够起到警示作用。
让企业在公开场合为违法行为表示忏悔，这是一种社会形象惩罚。企业将意识到，其违法行为，不仅仅交罚款就可以摆平了事。一个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将很难为公众认同，他们的产品也可能被消费者所抛弃。
在企业社会责任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通行的企业准则（ISO8000）的时代，企业也要讲良心。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越高，违法企业公开忏悔所带来的道德惩戒效力就越强大。一些知名零售企业不但要求所采购产品物美价廉，也严格要求生产商履行社会责任，包括善待员工，绿色环保等等，他们这样做，不见得就是社会公德的推广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就是要向公众表达出很有公德的社会形象，并以此获得消费者的认同。这也说明，广大消费者不仅仅是有形的物质消费者，也是无形的道德捍卫者，在消费过程中，也显示出社会公众的道德层次和操守。
环保部门在进行严格的直接经济惩罚基础上，实施公开忏悔和承诺制，其实就是在调动公众参与环保的约束力。制约企业的污染行为，就不光是有限的执法人员，还包括具有环保意识的公众。全社会的环保意识越高，非法污染的企业的压力就越大。不但消费者不愿意购买那些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产品，中间环节的生产商，销售商企业也会拒之门外。
目前国内最重要的环保机制是“环评”制度，通过环保部门对工业部门对环境影响的独立评估，使用罚款等手段增加企业环境破坏成本，以制衡企业的负外部性。“环评”制度起到了它的作用，但是也有不足。首先是上令下达的矛盾，地方环保部门抱怨对企业缺乏足够的监督和执行权；其次，也加剧了环保部门与工业企业的矛盾。超越单纯的经济惩罚就非常必要。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市场化的环保机制，由环保部门制定一个比较严格的环境排放限制，低于这个限制的“清洁”企业将获得补偿，补偿来自于超出这个限制的污染企业。这样，环保部门通过“宏观调控”环保控制线来促进整个国家的环保水平提高，“清洁”企业得到了环保的动力，污染企业的压力也大大增加。在这个系统运行的同时，还有一套严格的法律系统和执行系统保证环保市场化的可操作性，比如，环保局有自己独立的执行机构而被称为“绿色警察”。
(晶报2006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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