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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专家学者——经济学者潘承烈—潘承烈访谈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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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国村”，进入“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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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 中国企业高峰会召开之际，《中国经营报》记者刘元煌与中国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潘承烈、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进行了对话： 财富论坛让人眼馋 主持人（刘元煌）：4月份，世界经济论坛即将与中国企业联合会联合举办“世界经济论坛．2000 中国企业高峰会” 。国人了解论坛这种会议形式，还是在去年上海举行的财富年会上，其轰动效应使我们第一次知道了“会议还能这样开”。 潘承烈：财富会议媒体炒得很热闹，但也有人讲，它的主办者不过是个杂志。财富会议最吸引人的是全球500 强的CEO（首席执行官）们，他们来到中国进行实地观察，目标是寻找市场和商业机会。而从会议本身来看，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究竟得到了多少？没有一家跨国公司把经营管理理念最精华的东西完整地介绍到会议上来，只是一些座谈，你一句我一句，不系统。中国代表需要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东西，自己提取出有用的养料，虽然作为中方代表能够被邀请参会是企业家和企业的一个莫大荣誉，但他所获得的东西与预期相比，不一定有那么高。 樊纲：财富论坛的公关活动做得好，把中国的舆论工具充分地调动起来了。虽然是免费为人家做了那么多的宣传，但对中国的企业了解世界还是有许多好处的。 达沃斯是何方圣地 主持人：世界经济论坛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其历史比起财富论坛要长得多，而且财富论坛的手法基本是从世界经济论坛那里COPY过来的。他们与中国的合作，每年在中国举行一次企业高峰会议也有20年，但因为多种原因还不为中国各界所熟悉。 潘承烈：世界经济论坛是由瑞士大学的施瓦布教授于1971年创建的，是一个非赢利性的民间组织，原名欧洲管理论坛。从1986年起改名为世界经济论坛。现在，西方媒体把达沃斯年会称为非官方的经济最高级会议。 达沃斯的最大特点，我认为是更侧重于企业和企业家就企业发展进行战略思考服务。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容也在不断更新。 在我国深化改革的90年代，我们所关注的政企分开、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面向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达沃斯会议在80年代就已把这些问题列入会议议事日程。这反映出达沃斯会议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前瞻性。 90年代的中后期，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日益突出，世界经济论坛关注的是企业家要有驾驭变革的能力与才干，一个企业家最危险的莫过于思维方式的一成不变。 樊刚：这一类的会议世界上并不少。这种论坛性质的会也不少，它不要求长篇大论，不要求严谨的学术分析，就是一种“头脑风暴”，现场问答。世界经济论坛今年已经是第30个年头，权威性较强，财富论坛相比是个后起之秀，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世界经济论坛到会的国家元首每年都有20个以上，各国的部长数以百计，还有世界各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然后是大企业的代表，去年上海的财富会议来了不少的企业家，但没有什么政府要人和经济学家。 世界经济论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非官方、非正式色彩。它真正出名就是促进了南非和中东的和解，在正式的场合里解决不了的问题，这里商讨更为合适。 潘承烈：从1983年起我国由副总理带队参加达沃斯会议，在中国专场上向外国代表介绍中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回答外方代表提出的问题。团长在这种场合下能很坦率地作回答，这一点给外方的印象很深。但我们也发现，国内许多人所共知的政策，外国人并不很清楚，可见对外开放这么多年，对外宣传的力度还很不够。因此，我们也希望外方尽可能到中国来，现场了解情况，面对面地与政策的制定者和中国同行进行交流。 高峰会议不让财富论坛 主持人：从1981年起，中国企业联合会与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在中国召开一次中国企业高峰会议，1998 年之前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国际讨论会”，几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中国企业参加会议能够得到什么收获，是启发了思路，还是有具体的合作项目？外国人来中国关注的是什么，是否仅局限在经济合作或者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 潘承烈：20年来，中国政府对会议非常重视，每年都有有关产业部门的领导在会上作报告，对外方来参会的资格审查也很严格。一般跨国公司的亚洲或者中国区总裁想直接参会是不行的。会议上外方代表可以从中国政府有关领导那里直接获取第一手信息，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比零星地从各种渠道得到信息要强得多。 对于中方来说，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内的信息，也能看到国外同行是怎么进行思考的，目前企业的发展上面临什么问题，如何有效地解决。另外，会议上我国政府以及各产业部门的领导参会，谈的很多问题，国内代表也会感兴趣，在这里能了解新的精神，新的政策，机会也是很宝贵的。 樊纲：在中国召开的高峰会议，主要围绕外商关心的经济改革、发展各方面的问题来进行的，对方是欧洲企业家的组织，所联系的参会者都是全世界的跨国公司，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在亚洲、中国如何投资，也有很多人在观察包括中国在内的市场，与我们关心的问题也有重合的地方，像改革能否持续发展，改革造成的失业能否引发社会的不安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国内的产业政策等。 潘承烈：召开这样的会议，目的是形成中外企业界人士的沟通，中外双方的企业领导介绍经营经验，交流信息，同时还可以让大家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世界经济论坛本身不是以商贸为主，但提供中外双方的名单和感兴趣的项目，使会议期间的交流能够有的放矢，具体的事宜是会议以后的工作。像上海桑塔纳轿车等项目，就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促成的。 樊刚：外方也会讨论外资在中国的经营情况、经验教训以及如何在中国做生意进行投资的问题，还会涉及到中国的文化、企业的文化、历史等有意思的话题，这些企业家不是很狭窄地看待问题，从企业发展的角度，他们关心所有的与中国的下一步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相关的问题，论题很广。 “头脑风暴”如何刮 主持人：刚才两位专家说到达沃斯会议的前瞻性和外国企业家看问题思路更广，这可能正是中国企业家缺乏的。这种形式的会议，为什么要译为“头脑风暴”呢？ 樊纲：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会议开法的确值得注意。它不是长篇大论，不是办讲座，也不是请专家进行讲课，一个半小时开完一个会，很简短，即使是大会，时间也不长。两三天的时间里开出几十上百个会议，每个会一个主持人，三两个发言者，最多给你三五分钟的时间做个开场白，然后就是提问和回答问题，完全是即席式的，特别提倡简短。在很短的时间内讲出要点，通过直接的对话、交流、提问，来快速地获取信息，它的前提是假定参会人员都有一定的知识和水平，是忙人，不需要长篇大论，这是我们所不太熟悉的。 除了致辞的国家元首外，会上基本没有人用讲稿。而且，会议的精髓不在开场白的部分，而是在提问与回答的部分，因此译为“头脑风暴”，其实就是直接交流的意思。其特点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容量的信息，交流大量观点。 潘承烈：世界经济论坛和财富论坛一样，因为时间短，内容多，往往除全体大会外，各专题平行会议同一时间都可能有很多场。每人可以挑自己感兴趣的听，现在达沃斯会议共有大小会300多场，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会议。来不及都听怎么办，每场会议都有个简报，一天后汇总起来，会议简报一般都很精炼，不参加也能大体知道谈了些什么。会议大部分时间是回答听众的提问，简报主要是把这些问答集中起来，这与中国无论大会小会都丝毫不差地记录下来的风格不一样。 倾听世界的声音 主持人：中国企业家开始重视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会议，表明在信息革命的大潮下，中国企业家已经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是，他们对于如何走出“中国村”，听到“地球村”的声音，并参与到其中，恐怕还不很熟悉。 樊纲：我在财富会议上被几乎所有遇到的记者问及：有没有发言稿？其中还有一半问“你的那个会有什么重要结论？”这说明我们许多人对这种论坛式的会议还不熟悉。 潘承烈：虽然社会对外开放了，但是人的脑子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非常封闭，外国企业的经营者有机会千方百计地宣传自己，寻找机会，而我们的企业一开始时要人家找上门来，却不是主动出击，即使是人家送上门来也不一定就很热情主动。从1981年起，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每年组织中国企业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当时叫欧洲经济论坛），并在中国组织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国际讨论会，当时是想让中国企业的经营者看看，看人家在这种场合下是怎么进行活动的，这比给企业家们讲一套空洞的理论，或者是办学习班要强得多。80年代初的时候，中方参会的人不多，而且代表们自己聚集在一起，外方在另一边，包括休息时都这样分开，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后来才逐步发生变化。 樊纲：我们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应该对这种会议有所关注并加以利用，而不是只把它们当作一种“别人的玩艺”。我们还应该开点我们自己的、由我们主导的国内和国际性的论坛。 我们在这种会议上一直没有主动提出来要求做什么，虽然对方是主办者，但我们还是有充分的建议权的。每年至少应该提出一两个我们特别想谈的话题，这方面香港做得就很好，每年都设计一个分会，由香港方面来主持，宣传香港的政策，设计题目，请人来讲，特别是香港回归前每年的这个工作做得很认真，也很成功。 潘承烈：90年代的高峰会议，中方有代表反映，开了几天会，只发了几页纸，就收了这么多会议费。我回答说，你付钱参加会议，目的不是来买这几张纸的，而是买信息的，对于买什么还没有真正认识清楚，如果通过会议上某人的发言或者某一点对你来说不是某一点，而能够真正的消化掉，能联系到企业的实际情况，举一反三的话，那付一点会议费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樊纲：与我国各地专门到外国办招商会相比较，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参加会议的人的参与很重要。这就涉及到参会的中国企业代表如何利用会议的问题。以前在中国开的高峰会主要是外国人，国内企业很少，中国代表还不太关注这些问题，真正有了中国企业参与的是财富论坛，挑选了国内的200家企业与会，除了安排会上发言的企业家以外，其他企业家基本上没有参与交流。不知道问什么样的问题，个别人问了几个问题，也不太好，据我所知是对于参加这样的会议还不太习惯。这一点应适当地做一些宣传，专门提出你感到困惑、不了解的问题，也可以发表评论，但一定要简短。尽可能积极地参与。在中国开会没有语言的问题，而在外国开会因为有语言问题，中国人不是很容易参与，有时不提供中文翻译，交流就更困难了。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中国人自己也能办高峰会 主持人：中国现在也有不少的论坛。据我所知，在北京新大都饭店每周日晚上都有一个 “中国企业家世纪论坛 ”的会议，已经坚持了一年时间，效果不错。主持者为此花费了上百万，虽然还没有找到好的获利方式，但他却很乐观地表示，不怕赔钱。前不久，有家大跨国公司已经签约对他的论坛进行了赞助。我想问：在中国，办起像世界经济论坛或者财富论坛这样的会议，有没有前景？ 樊纲：中国的会议产业如何发展？我想可以先从国内办起，然后逐步扩大。世界经济论坛的施瓦布在30年前创办的时候规模也很小，就在欧洲，之后一步步发展起来，他本人现在成为了和世界各地的政要学者平起平坐的人物。世界经济论坛的会费今年达到12500美元，而且是食宿自理。企业家们却认为值得。因为他们在这么一个小地方，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够见到各方面想见到的人，听到各方面的声音，还有企业家之间的交流。了解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商机就蕴含于其中。 主持人：我想，这不仅是办一个中国人自己主导的会议的问题，而且，中国的企业家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会议，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成熟、国际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不仅仅能够听到听懂世界的声音，而且能把自己的声音告诉世界，让世界聆听我们的声音，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成熟和走向世界了。 （中国经营报2000年3月22日报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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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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