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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专家学者——经济学者郎咸平—朗咸平引发国企产权改革辩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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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引发“国企改革大辩论”背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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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难问诘，求智求真，开辟鸿蒙，穿越时空。观点的交锋，思想的碰撞，正是挑战思维，淬炼智慧，追求卓越，达成共识的过程。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五四”时代的东、西之辩，都开辟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新纪元。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更是前无古人，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共识。二十五年来的改革历程中，每到关键时刻，每到“十字”路口，都伴随着观点的交锋与论战，新的思想在论战中得以催生，社会共识在论战中得以达成。 2004年的夏天，在台湾出生、在美国求学、在香港执教的著名学者郎咸平教授的文章与言论，陡然引发了关于国企改革的大讨论，一“郎”击起千层浪，拉开了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以来第一次关于改革问题的社会性大讨论。在高潮迭起，精彩纷呈之后，撇去情绪的喧嚣和炒作之外，迄今为止，这还是一场尚未结束的思想交锋。它的影响力，覆盖面都已超出了它所讨论的问题本身。它所激发的、表达的、探讨的、甚至折射出来的学术、利益与使命等问题都已到需要经济界、法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与历史学界等领域认真对待和反思的时候了。 2004年6月以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连连在媒体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资。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风乍起，搅动一池春水。从而引发了国内学术界一场大讨论。郎曾以其独具特色的案例研究方法准确预言了“德隆系”的坍塌而名气大噪。郎咸平分析认为，海尔集团的曲线MBO、TCL的产权改革存在“侵吞国资”嫌疑。 随后，郎咸平又在不同场合，以《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为题，披露了“格林柯尔系”卷国家财富的手法。郎咸平根据公开数据分析认为，顾雏军用于其“收购风暴”的资金其实只有9亿多元人民币，而这9亿元换回来的是一些响当当的资产总值共计136亿的企业，其间存在“挪用上市公司资金”以及“不当的压价收购”等嫌疑。郎并不排除顾雏军的殚精竭虑和运营管理的成效，但是换个角度，则是在国退民进大潮背景下，一个长袖善舞，精于运作的顾雏军。郎质问难道顾雏军模式就是我们经济改革十于年来所期望的“民营企业家”吗？如果顾雏军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范，那他真要为中国的未来而哭泣了。 对于郎咸平的质疑，青岛海尔和TCL均低调处理，在予以否认之后没做过多回应。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要求郎咸平道歉不成的情况下，一纸诉状将郎告上法庭，增加了事件的轰动性。郎随即发表声明表示，学术尊严，不容践踏。郎迅速成为媒体与网民关注与关心的对象，这也为这场大讨论埋下了伏笔，这注定将是一场网络条件下的学术思想、改革逻辑与利益搏击的大碰撞。郎咸平表示：他并非与顾雏军个人过不去，他在意的是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现状。这样，郎咸平就由“案例”进入了“问题”。而与此对照的是，国内的主流经济学者一直保持着沉默。8月20日，北京晨报一则新闻稿报道说，郎咸平对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自己，感到“遗憾”和“伤心”，有媒体称之为是国内学者的“集体失语”。 在此期间，郎咸平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改革的言论。他认为，产权不是没有问题，国企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家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产权上，这是非常危险的。郎咸平反对目前所推行的“国退民进”的方式，因为这个方式产生了两大问题(1)法律缺位下的不合法以及(2)买卖双方私下自定价格，造成国有资产大量贱价流失。据此，郎咸平认为应该用“三个必须”来规范产权改革，一是必须暂停（私下）产权交易，国有资产的产权交易必须公开、透明、竞价、与严格审计；二是（目前）必须禁止MBO（实际是从国家银行借钱、老总们自己定价的MBI）；三是必须建立一套激励机制与信托责任并重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郎咸平认为，20年来的产权改革只重视透过激励机制提高效率，但完全忽略了信托机制建设。我国国企经理人激励机制不足是个历史的现实，因此在改革过程中，“所有者缺位”的错误思维成为国企经理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最好借口，做不好反而是应该的，经营者最高的激励机制就是把国有财产变成他们自己的。他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家里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主人的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目前的国企改革的做法。郎咸平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所谓“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当然有所有人，而这个所有人就是国家。这种国家持股的现象在欧洲和亚洲也非常普遍，并非中国特有。国企老总就是“保姆”，因此把企业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就该被炒鱿鱼，这就是国企职业经理人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但国企也必须建立一套类同通用电气提高职业经理人经营效率的激励机制。具体做法是政府行政命令首先应该退出市场，而国有股留在市场，成立以专业人士为主的董事会，以市场价格在二级市场聘用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人可以包括过去经营卓有绩效的民营企业家。董事会应以每季度的硬指标公开、透明的评估职业经理人，以决定其去留。但职业经理人不能成为股东，他只能透过期权等激励机制以市场价格用自己的钱购买股票。 郎咸平强调指出，“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是非常荒谬的说法。实际并不存在国企所有人缺位，存在的问题是职业经理人制度和信托制度。应该让职业经理人市场化。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用法治来保障它的信托责任，是政府未来应该努力的目标，而不是所有人缺位。郎的这一理论被概括为“保姆论”和“信托责任问题”。 郎咸平主要批评了以产权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改革主张。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就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全面退出经济舞台，实行自由经济、民营经济，成为更可以像美国靠拢的经济体系，政府的角色是一个小政府角色，提倡个人主义。他个人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是表示尊敬。这个学派提出是20年以前，那时候谈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当时中国缺乏自由经济的理念，但20年之后却还在谈理念。郎希望经济学界的争论回归到主流，希望用数据说服人，郎表示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的意义，最后结果就是四个字——清谈误国。 8月1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则最早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作出明确回应，张认为产权改革不会停止，“风向”不会变，因为国企产权改革是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后确定的基本方针。国企改革中也存在一些负面现象，大约有四方面：第一，国资贱卖；第二，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第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过企业改制来套取银行资金和进行金融诈骗；第四，新的控制人由于战略、能力、资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来不错的国有企业反而给“整垮”了。 张文魁同意在上述四方面的负面现象中，其中“国资流失”最受诟病。但认为只要政策得当，国资流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防止的，而且国资流失的现象在现实中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纠正和克服。张文魁个人呼吁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改制成本的支付能够公开透明和能够统筹进行。 8月21日，青年学者赵晓撰文《不要贸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认为郎咸平教授对公司财务有研究，但他对宏观经济、转轨经济的认识有所不足，特别是他对中国国情认识不足，对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认识不足。郎咸平观点受重视，是因为他贸然地将民众当前仇恨社会分配不公、仇恨国资流失的情绪引爆了，然而他显然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有利于民众的改革渠道，甚至连其中的真正问题都可能没有搞清楚。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两极分化式的回应：一方面，自称“非主流”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高调声援郎咸平，后来甚至出现十位学者采取发表“声明”这种学界少见的形式。另一方面，被称为“主流经济学”阵营有不少人，如张文魁、赵晓、张军、张维迎等陆续出来反驳郎咸平。8月28日这一天，中国南北方出现了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北京在当天举行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在南方开会而没来，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一人应战，而“非主流”方面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等人均到会发言“挺郎”，加上郎咸平本人的出色发言，会场几乎成了声讨“主流经济学”的场所。 在8月30日《五学者北京声援郎咸平》的报道刊出后，张文魁赴会。张事后对记者说，他对郎教授的人格是充分尊重的，说他与朗教授的根本区别在于郎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他主张规范产权改革。许多人都以为郎教授只是抨击国资流失、反对国企改革中对国资的侵吞，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要害在于他要停止国企产权改革。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左大培，发表一篇近3000字的声明——坚决支郎咸平。左大培坦言曾给公有制企业改革出谋划策，在这个过程中他观察到，最近几年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制中，出现了极少数人对公有财产甚至中小股民财产的侵吞行为。这种侵吞由于种种原因，正像郎咸平先生发现的一样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这份声明中，左大培说：“谁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送走了国有财产，谁就在犯罪……要当心俄罗斯的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的企业家在中国出现！” 随后的sohu财经的访谈节目中，经济学者刘纪鹏说，如果回避掉产权问题，仅仅在经营权上做文章，无论是过去我们经历的放权让利，还是那种试图于回避产权，仅仅通过经营权，经营者的选拔就能够解决中国所有制的“痼疾”，我想都是沙漠上的楼阁，都是不牢靠的，也是不现实的。张文魁说，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没有产权改革是万万不能的。产权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要理顺政企关系，就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进行产权改革，只有进行产权改革，才能够理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企业去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才能够使它在市场当中能够有生存的能力。 问题在由“案例”上升到“主义”之后，围绕如何评价过去20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对民营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做怎样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的争论，星火渐成燎原之势。8月24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就此问题接受了《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联合采访。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 张维迎提出他曾总结过的在国有企业出售过程中要考虑四个方面：一是“往前看”，就是要看谁买了这个企业将最有助于提高这个企业的效率；二是“往后看”，就是看给过去为企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的利益有没有顾及。我们一些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之所以好好做，是因为他们对国家还有一个善良的预期，相信国家最终会给他们所做的贡献以补偿的；第三要“往左右看”，就是你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包括普通职工的要求；第四，你还要“往上看”，看是不是合乎国家政府部门的要求、法律方面的要求。这四个方面你都要考虑好才行。 张维迎强调了“往后看”，就是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不论他们是在奥运会上为我们争得了奖牌，还是在市场竞争中为我们创造了财富。做不到这点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的；诋毁他们的贡献更是缺乏社会良知的表现。 针对郎咸平的“保姆论”，张维迎认为，如果国企改革当中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话，这恰恰说明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没有负责任的老板，就不会有合格的员工；没有合格的主人，也难有称职的保姆。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保姆糟蹋这个家的话，主人哪儿去了？主人为什么不雇用一个好的保姆？如果你主人常年不着家，家里的事情从来不管，冰箱里的东西都给放坏了，那么时间长了保姆很可能会糟蹋这个家；另一方面，一个好的保姆，即使你主人不在家，他对主人也有受托责任，他会通过保证主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处理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在出售国有资产的时候，你不能说他就违反了他作为受托人的职责（除非他是卖给自己），而恰恰相反，这是他信托责任的一部分。信托责任是什么？信托责任不是让你放那儿看着不动，而是要你按照所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照顾好它。所以说，海尔也好、ＴＣＬ也好，他们的老总都有这个责任。难道说那些把企业搞垮的人才算尽到了信托责任？ 张维迎提出一定要重视国企改革的“时间价值”，国有资产转让有一整套的手续和程序，需要层层报批，卖国有企业比卖私营企业烦琐多了。这种安排，正面的意义就是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而负面的作用就是拖延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资产放在那儿看上去没有流失，本质上是在慢慢流失了。 张维迎强调学者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的时候，不应该被大众的情绪所左右，不应该去迎合某些大众的心理情绪，因为那样做是对社会、对国家是很不负责的。一个学者的独立性，不只是指要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还包括你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化的东西。 之后，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高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重复强调了他的“善待论”。认为中国企业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社会责任舆论环境是 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在去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提出了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 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这样一种舆论 ，不是对个别企业家的评论，而是对整个企业家队伍的评论。民营企业的发展，很多人看作是民营企业家偷盗 、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 针对郎咸平的表述方式，张维迎认为在国外有人为了出名刺杀总统，在香港有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裤子，为了出名人可能什么事都干出来，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他的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做贡献。国内产权改革主导派的重量级人物张维迎的高调应战把这次争论推向了深入。 8月23日，南方的学术重镇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在《外滩画报》发表《学术的边界》认为：郎咸平的研究和公开的言论涉及的一大问题是，案例公司发生的资产变更等行为是否存在有悖常理和吞占国有资产的操作行为。假如郎教授的言论涉及的主要是公司的经营战略或者是对财务绩效等内容的质疑和批评的话，公司方面当然有、也愿意理直气壮地进行反驳和提出澄清，它们应该有这样的权利，这和郎先生是不是拥有学者身份没有关系。 张军教授认为，如果是纯粹出于学术的目的的话，研究的方式和论文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在涉及一些具体的被研究对象时，也应谨慎处理，如不使用公司的真名等。从这个意义上来判断，郎咸平的公开演讲似乎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从演讲的题目到内容已经是有强烈的价值和政治取向、具有很强的和超出学术讨论范畴之外的表述方式。 对张维迎等人的系列回应言论，郎咸平回应说，国企的确应当善待企业家，善待职业经理人，但职业经理人就是职业经理人，股东就是股东，我们的改革必须在国有股权之下，聘用职业经理人，法律保障他的信托责任，但他不能直接拥有股票。可以给张瑞敏、李东生们以高薪，但不能把国有企业的股权交给他们。 对于媒体和公众的褒扬，郎咸平表示感谢。他认为，但是在学术面前，研究都是以数字说话，是完全客观公正的，而且这个方法是可以被复制，结论也可以被验证的，这就是他的贡献，而这也是所谓的真正的科学。但是如果这种科学的贡献被冠上人格的高尚等等神化的赞誉的话，那似乎抹杀了真正科学的贡献，而将自己推上了以道德角度批判企业的神坛，这种传教士形式的批判绝对不是他的专长，而且也有悖于他自己这几十年严谨治学的科学训练。他相信他对这个社会的真正贡献就仅仅只是这个科学的态度而已。学术探讨任何时候都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有不独立的学者和媒体，被其批判的企业所用，开始挖掘罗织他个人的所谓丑闻，希望从人格上将其批倒，这是很没有意义的。 时评家焉烈山则撰文质疑“张维迎‘站’在哪里说话？”,鄢烈山认为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开幕式的主席台上发表“善待论”，与会的是40多位活跃在当今经济舞台上的华人企业家代表。不论张维迎演讲的内容如何，张先生发言首先是“站”错了地方，大大地有损张作为“学者的独立性”。这就像打官司，判决是否符合实体正义是后话，第一位的是程序要合乎正义。张既然选择与企业家们“站”在一起，叫人怎能相信张发言的“独立性”呢？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则在沪港青年经济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林毅夫说，每个经济学家根据他自己的研究，把研究结果公布出来，意见可以不统一，但不管意见怎样，都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发言权利。不同意见的交锋总是好的，代表了我们社会的进步。自己对郎咸平对某些具体事件的分析没有研究，对具体内容无从置评，但支持郎的基本判断。 针对一些媒体或将郎咸平奉为“英雄”，或指责为“流氓教授”，林毅夫显得有些不以为然，他说经济学家研究问题发表观点，不是为了当英雄。 接受采访的许小年博士表示，郎咸平的批判精神是学者的必备条件。他提出，在市场经济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之间在市场上有竞争、有交易、有合作，都在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所在。这个很正常。但是在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中间，知识分子、学者应该是超脱所有的利益集团，应该对社会负责。所以郎咸平的独立性、批判精神，以及他的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不光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的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 在主流学者开始打破沉默，转入回应与争辩的时候，程恩富等10位学者发表对郎咸平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郎咸平对此的回应则是，对于左派没有任何兴趣，这整个争论不能以意识形态作为争论的焦点，因为自己也根本不是左派，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熏陶下的经济学者，所以说他是左派是很可笑的，而且他也不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有人反对，他也乐于应战。 时间在交锋中很快推进到了9月。郎咸平以青岛啤酒为案例在上海做了学术演讲，再次介绍自己关于“国企改革”的主张。产权学者周其仁也第一次以长篇访谈的形式介入本次讨论，“回应郎咸平”，可能是在之前的讨论中，没有人正面回答郎咸平对海尔、TCL与格林柯尔的分析是否正确。周试图对此进行彻底否定。他提出，把这次“郎旋风”涉及的三个案例小结一下：海尔背了大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资产，被郎咸平先后指责为“侵吞国资”以及“侵吞大集体资产”；ＴＣＬ的政府与企业家面向未来签订利润分成、高管持股合约，郎咸平指责“国有资产稀释和转移”；科龙没有及时改，“打工老总”到点下课，政府“老板”亲自上阵打理，落个被格林柯尔收购的下场，又被郎咸平说成是产权改革提供了“国退民进”的盛筵。周其仁说自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 周其仁认为，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周其仁认为国有经济里的所有者责任，追来追去一股烟。论万亿计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是追不出个头来的，权当天灾处理吧。这样的体制不改，国家没有前途。至于郎咸平也搀和“我的、我们的”，那可真叫瞎搀和。有他什么份儿？国资再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包括他应该很清楚。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这个体制下劳动、生活过，工作从来不是命令指派，一辈子没拿过低薪，不知道什么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更从来没有使过粮票布票肉票鸡蛋票。凭什么郎咸平也有权说国资是他的？ 周其仁认为，国企大体可以考虑分成三个类别处理。第一类别，历史上用国家财力真金白银投资而成，市场化改革后，又身处国家垄断行业，所以，财政投资和行政垄断超额利润是这类公司资产形成的主要来源。这就是过去讲“抓大放小”里的那个大，特别是超大型国家企业。这个类别，第一位的任务不是产权改革，而是开放市场竞争。没有充分开放市场竞争之前，国家的财务资产与管理者、员工的人力资产无从定价，产权改革就没有条件。 已经进入市场竞争的国企和集体企业，在企业数目上是绝大多数。这里一分为二。一个类别不管什么历史原因，反正现在经营困难、甚至资不抵债。这类公司的改制，重点是了断债务，特别是对中老年工人的隐形债务。股权处理，以了断债务为依归。周近一年研究湖南长沙和山西左权县的经验，就是不再一户一户去改。因为个别处理，还有一些资产的就还能给职工一些补偿，而没有资产的就对不起了，这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长沙和左权的办法就是由地方政府通盘改，把整个城市的国资一起来盘，共同承担历史债务。这是第二大类，也是改制最困难的一个类别。 第三类，就是在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路来的成功国企或集体制公司，以联想、四通、海尔、ＴＣＬ、美的、包括从前的科龙为代表。仔细研究这类公司，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搞起来的，国家基本没有财力投资，主要就是给政策。 左大培回应认为，周其仁的话显然有硬伤。周认为“在张瑞敏做企业的那个年代，连和尚、道士都定了行政级别，每个人不是国家干部就是国家职工。”这是常识性错误，因为像海尔当年的职工，恰恰不属于国家正式干部和职工，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清楚这一点。郎咸平应该知道这回事，他指出张瑞敏是上级主管部门派去的国家干部，因此他不是创立者。 周其仁说郎咸平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国资流失轮不到他来管。对这个问题左引用一了位网友的言论，“如果我看到小偷偷了别人的东西，尽管跟我没直接关系，作为旁观者的我就不能管吗？” 周其仁、王忠明在作客新浪谈国企改革时，周称自己相信一句话，改革是逼出来的。如果没有什么事，政府又像很多人认为它本身就很有效率，它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当然你卖资产就有一个定价问题，就有一个怎么操作的问题，就有一个有没有流失的问题，还有一个卖出的钱是不是落到了应该得的人手里，这些问题全来了。 王忠明认为，中国假如没有张瑞敏，没有海尔，没有李东升，TCL，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当中能够这样引人注目吗？你可以不去用它的家用电器，你可以不去购买它的软件或者其它设备，事实上全国人民都在这样、那样的享用着这些前沿企业的无形资产。因此，对于他们的奖励，应该更好的落实，包括产权。 之后不久，周其仁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再谈“为什么回应郎咸平”，他以产权学者一贯的讲故事的方式再次作了回应：“湖北黄州府出萝卜，有农民挑了萝卜进城去卖。城门口官府贴着告示，农民想去看，但愁于看不懂。正好，旁边有个秀才也在看，农民就问他告示上写了什么。这个秀才非常讨厌旁边这个吃萝卜的农民。于是他就念：‘湖北黄州府不准吃萝卜’。农民就赶紧把萝卜扔了。秀才又念道：‘扔了罚50’。农民急忙捡回来，秀才又念道‘捡回罚150。’” 周提出在改制问题上，应当给国有企业一条路。而不能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他说，海尔改制也不行，TCL改也不行，不改被人家买走了还不行。请问国有企业改制应该怎么做？我们总应该给他们一条路走。 也许是某种巧合，在周其仁再回应的同时，张维迎再次作出宣战书式的回应——《学者要有公信力，我不与无耻的人论战》。张维迎称，讨论社会问题，公信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少公信力的人他对学术是不会严肃对待的，他实际上是在戏弄别人。一个学者要有公信力，首先得有良好的个人品德，其次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张维迎称，自己一直认为，学者首先应该修身养性，是一个道德观念很强的人，至少对人文社会科学是这样，因为他的言行会对社会、对公众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做人的品质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上都没有基本德行，连偷鸡摸狗的事他都能干的出，他怎么会成为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心的人？ 张维迎认为，记者讲的这些东西无非是媒体放大的东西。如果不是网络的话，放大效应不会那么大。媒体有的时候是正面也放大，反面也放大。他个人很乐观。况且中国经济学家是个群体，如果连这点风雨都经受不住的话，那成什么了？难道一个无赖一个疯子往你脸上扔块泥巴，你就一辈子都不美了么？“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学术界，需要净化学术空气，不能让江湖郎中乱搅和。” 张维迎感觉中国的某些媒体缺乏基本的核心价值观，缺乏责任心。美国有新闻自由，但有那家媒体会为本拉登做宣传？！现在太多的媒体也喜欢哗众取宠，因为没有名气所以只能靠这个来炒做，但这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这是最大的泡沫，很快就会破灭。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作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回应。李健认为，读罢周其仁教授的采访稿，一个感觉是，不当的攻击情绪和表述方面的瑕疵，掩盖了周教授不少真知灼见。 关于周其仁教授所说的“说话资格”问题。李健认为，对于国有资产而言，中国每一位公民也都应当有监督、置疑和言论表述的权利。国资不是唐僧肉。国有资产绝对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谁也没有”、“追来追去一股烟”。 按照张维迎教授“向后看”、“要善待‘国有企业的负责人’”的逻辑，那些为国有企业作出过贡献的“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和“广大农民”也应当被善待。而在一个合法权益都得不到保护的环境中，也根本无须谈什么产权改革，因为那里只有强盗逻辑、骗子逻辑和盗贼逻辑。“偷、抢、骗”者并不一定就都是自然人。在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的社会中，强盗、骗子和小偷必然盛行。强盗、骗子和小偷盛行，也就自然决定了那个社会的财富的主导性分配方式和分配规则。在一个道德沦丧、法治缺失的社会中，强人们大多会沉醉于直接或间接的“偷、抢、骗”，而不是努力去创造新的财富，因为辛辛苦苦费劲创造的财富也很容易被他人“偷、抢、骗”，所以还不如直接或间接地去“偷、抢、骗”，并且费劲地防范他人的“偷、抢、骗”。这样的社会，经济如何能够有高效率？ 李健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保护合法权益应当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底线和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底线。一个连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底线和社会规则底线都不设防的社会，它的经济增长能够有多少增长潜力呢？它能够有多高的效率呢？ 随着论辩各方的不断发难和回应，争论的影响所及，投入论战的已不限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等纷纷介入，海外学者也各显所能，竞相亮出了自己观点。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徐滇庆认为，郎教授有许多观点是正确的，譬如，需要坚决防止借国企改革之名盗窃国有资产。从揭发出来的事实可见，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确实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所谓产权清晰化的旗号下，有些国有资产被非法转移到了政府官员、民营企业家名下。这个问题在俄罗斯的改革中尤为严重。前车之鉴，不得不防。 徐滇庆认为，在经济改革中，产权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并不是说，产权确定一切，一股就灵。产权不清晰会导致许多毛病，但是并不是说产权清晰了，企业就一定会有竞争力，更不能说产权清晰的企业一定对国民经济和对民众利益有什么好处。世界上，特别是在那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许多民营企业的表现实在不敢奉承。同样，世界上也有一些办得相当不错的国有企业。中国也是这样。国有企业当中也有好的，民营企业当中也有不好的。因此，笼统地谈什么加速非国有化并没有太大的意思。应当根据中国的国情分别对待。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建立起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如果在某些领域市场竞争已经比较充分了，那么我们讨论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提高生产和资源配置效率上。如果在某些领域市场竞争环境还没有形成，那么就要研究如何促使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完善。显然，如果让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那么就很难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在这样的领域中首要的任务是打破垄断，清晰产权，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在垄断体制下也许能够达成短期增长，但是却破坏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绝对垄断意味着僵化和腐败，意味着无效率。股份制改革引进了多种所有制产权主体，引进了在董事会中的竞争和监督，最重要的是打破了政府官员的垄断，有机会实现政企分开。中国金融改革必须要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开创出各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局面才能“褒优汰劣”，提高金融整体效率。因此，目前推进金融改革，在金融机构中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推动产权多元化，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产权经济学大家张五常以其惯有的风格撰文《国企十点》，为产权改革鸣锣开道，同济大学胡景北教授撰文呼吁尽快制订《国有企业出售法》。胡景北认为朗咸平最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大陆国有企业非国有化过程中的资产流失的案例研究，至少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私有化过程中严重的不规范现象。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国有企业大规模非国有化的状态，但由于缺乏规范，目前的非国有化状况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就是无名、无法、无序。所以，中国制定《国有企业出售法》既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胡景北殷切地希望中国政府尽快着手，建立专家委员会，征集社会意见，尽快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以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顺利通过《国有企业出售法》。 李健在8月底即撰文指出，学界冲突背后是国退民进立法空白。胡景北与李健的文章视角独特，触及这次讨论的深层次问题。李健认为虽然“国退民进”也十分重要，但有比“国退民进”更加重要的东西。社会公正和现代法治建设应当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一个重大而急迫的问题，这就是国企改革以至“国退民进”过程中的立法和执法。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及时的解决。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该问题久拖不决。一切都在朦朦胧胧中进行。我们有理由怀疑立法机构的立法能力、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和有关当事人的利益立场。胡景北教授等学者一直呼吁的“公开私有化”、“尽快对私有化立法”的主张，即一切必须公开、公平、公正、透明。 网络媒体的介入、发起、推动、造势和组织是这次大讨论的一大特色。论战一方的朗咸平本人就是sohu的财经顾问，sohu、sina以及诸多网络媒体各显神通，各领风骚，多次组织学者论谈，为数万网民参与讨论提供了平台。学术与社会互动的效应迅速得以彰显。言论自由、学术民主与学术批评的程度空前提升。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记录下那些网络无名氏的精彩言论，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的智慧与良知，更不能否认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 搜狐财经“国企改革中产权变革的方向、路径和原则”主题沙龙主持人认为这场大讨论目前之所以能够波及到整个中国理论界和传媒界，足可以表明中国国企改革又一次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无论是以新自由主义一派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是以郎咸平为代表的独立经济学家，以至以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学派，海派经济学，甚至被传媒界冠以新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在这场国企改革产权大讨论过程中，学术观点和立场明显的分歧之中，客观上存在非自觉的共识。 我们同意sohu财经对参与这场讨论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梳理和归纳：国企产权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绕不过的一道弯，可以说产权改革已成大势所趋，当前需要做的无论如何需要重视摒弃改革中的错误印象，制止一些地方国企改革一卖了之的做法，理清国企改革国退民进的范畴和标准，必须为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建立法治规范，使其步入法治化轨道，必须正视改革巨变的效率，做到效率与公平兼顾，最终找到国企改革的大智慧。 韩志国、姚洋、刘小玄三位学者做客搜狐，参加搜狐财经“国企改革中产权变革的方向、路径和原则”主题沙龙。刘小玄认为如果我们把改制理解为契约重新调整的过程，政府通过改变原先的契约，把权益逐步放权于民，还权于民的过程，可能我们理解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会更加清楚一点。按改制以前计划经济的概念，不管企业创造多少财富都是国家的，毫无疑问全部归国家，还是适当地考虑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老百姓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权益的契约关系怎么样重新再配置，按照比较合理的方式，按照市场的价格来重新配置，正是改制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在这个角度上理解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理解改制，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看法，不至于把这个改制看成是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即使有些不规范的东西，也是当初没有办法，后来可以完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而且通过这个博弈创造了新的财富。 刘小玄说，自己的核心思想就是改制的本质就是通过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多边谈判重新订立一个契约，使企业的权益能够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达到使资产增值的目的。 韩志国认为，因为中国的城市改革已经20年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积累已经越来越显性化了。这场讨论可以使我们反思很多问题，最重要的反思有四个方面，即改革的方向由谁来把握，改革的进程由谁来推动，改革的成本由谁来负担，改革的成果由谁来分享。全面反思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将可以使我们的改革进行得更好一些，走得更顺畅一些，支付的成本更少一些。改革的进程怎么能够有序和有效地向前推进，改革的方向怎么能够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基本吻合，改革的成果怎么能够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同分享，这确实是改革尤其是产权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在反思与讨论中得到推进和厘清，那么无论对于中国的改革还是中国未来发展都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姚洋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一个是社会公正问题。为什么发达国家里有些国营企业搞那么好？姚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的经理市场比我们发达，有一个很完善的经理市场，你一旦在这儿做得不好，可能你一辈子就完蛋了。另外他们的政治体制和法律环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如果国营企业搞不好，可能总理最后就要受到弹劾，要下台，我们这里根本不可能到那一级。我们这里的代理链条太长，实际根本就没有代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于所谓补偿，姚洋说现在很多城市都要求国有资产必须上产权交易市场，这是一个好势头，如果都做到这步，把人员剥离掉，专卖资产，这会很大程度上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这也是公平的，谁都可以买，可以竞标。说到补偿，姚洋认为毫无道理，买断身份，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国企在1986年就搞合同制，你是雇员，你不是这个企业的主人。谁也没有说，你在这个企业工作，你就是企业的主人。大多数人还在这个企业里工作，他没有失去他的工作，因此不应该得到补偿。如果他失去工作，就应该补偿。国有企业经理也是这样，他做经理，虽然说工资可能很低，但是可能有其它的收入，这个都是一样的。那种体制下，谁和谁都一样，但是有些特例，那就另外说。而且，可能经理买的股份多一些，一般人买的股份少一些，这个完全是可以的，但是要说补偿，这个没有什么道理。 姚洋认为现在的讨论有很强的民粹主义倾向，好像只要谁站出来为老百姓说话，谁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你再说我，你就在道德上矮我一等。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社会公正并不是说只要民众得到好处了，社会就公正了。社会公正应该看长远，对整个社会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如果我们看长远的话，改制完全是我们必须走的一步。 刘小玄说姚洋这个发言讲的很好，有很多东西讲的很到位，改制实际是止血工程，把以前不断地流血止住了，而不是一个制造一次新的更大的流血，我们都应该对这达成共识，这当中有违法乱纪的现象，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腐败现象，我觉得这可能是社会制度，各方面法治不完全，一个附带的产物，但不是说改制本身造成的，是社会法治环境各个方面造成的，所以对这一点应该有一个深刻的理解，不能把板子打到改制上。 无独有偶，相映成趣，sina财经邀请杨帆、韩德强、王小东三位学者提出“超越郎顾之争”。韩德强认为事实上，“郎顾之争”一开始就被超越了。郎咸平研究了三个企业的财务数据，认为这三个企业有转移国有资产的嫌疑。如果事情至此为止，郎咸平可以宣称自己是靠数据说话的。但是，他由此推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联手侵吞国有资产。这就不是用数据，而是在作一个更大胆的判断了。严格地说，这里有一个逻辑跳跃：从特称判断走向全称判断。实际上，公众最感兴趣就是这个全称判断。人们并不关心海尔怎么样，格林柯尔怎么样。但是，从1997年以来，人们普遍感受到所谓国企改革实际上就是国有资产的廉价大转移，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一些官员和企业家在合伙盗窃国资产。然而，这种认识一直受到压抑，无法在媒体上出现。现在，居然有报纸把郎咸平的言论白纸黑字登了出来，就引起公众的深深共鸣。无论张维迎、周其仁有什么道理，在公众眼里，这些道理都是为国有资产的盗窃犯们在做辩护。对此，张维迎们是否清楚呢？可能是清楚的。所以，他们拼命转移争论的实质，把一场严肃的有关11万亿国有资产去向的大讨论引到对郎咸平人格的攻击上去，引到具体的技术细节中去，避实就虚，大事化小。 王小东认为其实只讲制度也有很多种方法。现在这个改制的方式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条不要忘了，这个财产是全民的，要走这条路，不能由几个经济学家说了算，也不是一些政府高官说了算，更不是经理人说了算，得全国老百姓说了算。关于采用哪种方式，到底制度和文化都可以。但是你要明白这是我的钱，你不能随便拿走，这是最根本的道理。 韩德强追问如果说我们的国有资产是无主资产，全国人大常委会干什么去了，国务院干什么去了，如果说这个国有资产就是无主资产的话，应该把国务院撤销，应该把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因为你们没有管好人民委托你们管的资产。张维迎讲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企业家，韩表示完全同意。张瑞敏这样的创业型的企业家，的确需要善待，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张瑞敏就有资格擅自处置国家和集体的资产，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要善待为社会作贡献的人，那么占全国人口80%的工人和农民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他们不仅用头脑，也用他们的生命、青春、鲜血和汗水创造了共和国今日的财富，是首先需要善待的人。在最近这一轮以国企改革为名的盗窃国资浪潮中，受伤害最大的正是这一群体。 如果说国有资产要量化到个人，那么首先考虑就是应该是这一群体。这个庞大的群体不分，最后一任经理人要独吞企业股权，这公平吗？再往前追溯，这么多国有企业是谁奠基的？是老一辈打江山的人。如果要私有化，如果严格按照私有制的逻辑，那么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该拿多少股权？朱德该拿多少股权？他们如果不拿股权，谁有资格拿股权？ 杨帆认为新自由主义默认权力就堕落成新右派。他们核心观点是方向不变，也不能暂停。我说方向对的事儿，停半年总可以吧。孙立平是自由主义者，他也说国有企业是热天里面的冰棍，要改变天气，不能权贵私有化。杨帆认为按照新右派所讲就是权贵私有化。第一条，产权改革市场化大方向不能变；第二条叫做不能停，这两条合起来，搞起来一定是权贵私有化。 郎咸平关于国有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一提出，可谓一“郎”激起千层浪。在争论中，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问题相继被牵扯进来，使得争论本身越来越复杂甚至混乱。但是通过这场争论，对我们厘清其中的逻辑脉络，重新认识所关涉的中国国企产权改革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了使这场讨论具有建设性，也许我们应当从澄清最基本的问题，特别是最基本的命题开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将郎咸平教授的相关观点或主张概括为三个基本命题：公平、效率、改革。一是公平命题：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特别是以MBO为形式的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这是很不公平的。二是效率命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效率并不低，甚至更高。三是改革命题：目前这种国有企业改革应当停止。孙提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三个命题的具体内容，而在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命题之间是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更不是一个缺一不可的整体。这样，争论中导致混乱的那些因素或逻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如果将这三个命题当作互相独立的命题，我们就大体可以断定：反对在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与反对国企改革（包括产权改革）是两回事；坚持国企产权改革与容忍国有资产流失也是两回事；甚至反对以MBO方式进行国企产权改革与反对国企改革仍然是两回事。道理看似简单，但争论中真正导致混乱的症结，恰恰是没有澄清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秦晖教授则对“郎咸平旋风”作了由“案例”到“问题”到“主义”的分析。他从 “民主分地”的启示、“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公正至上，起点公平”等方面对经济转轨中的公正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认为效率源于竞争，竞争要有规则，规则必须公正。是故，公正乃是超越“公平与效率”之争的更为基本的价值。西方所谓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本来是在规则公平已解决的前提下揭示“结果平等”与竞争效率之间的矛盾，但在规则公平还未完全实现的当下中国，所谓“效率优先”往往成了不公正的特殊利益优先；而“兼顾公平”又往往被理解为规则公平只能置后(不能优先)。结果，这个在西方被理解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口号，在中国却淮橘为枳地成了损害竞争公平的借口。因此秦晖主张“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 秦晖奉劝争论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纯从理论上讲，你们的争论如同“左”与“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那样永远不会有个终结的。但是你们应当想想：你们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秦提议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再继续争论吧。之后，秦又撰文指出，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在买方(一般为民企)还是卖方(通常是国企的主管部门)？此次郎顾之争给人的印象是，实际上双方都倾向于前者，即民企。也就是说，在双方很多分歧的背后，也有一些共同的预设，而民企要为国有资产流失负责就是其中之一。秦认为民企原罪实质是官员原罪，国资流失根子在权力失范。如果治不好“官”的问题，民企再“原善”也无济于事。 大音希声，后出场的未必就是不重要的，作为有国际声誉的学者，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先生认为，如果要在国企与民营中选择的话，毫无疑问民营是最好的选择，在人类历史文明史上，去看看哪些国家是靠国营做起来的，几乎是没有的。 在中国历史上当初的国家化过程远比今天私有化的过程要不公平得多。今天有一些人对私有化给许多人提供的暴富的机会不平，可是当初有多少人家经过多少代人积累的财产也一下子变为公有。当一个人没有起码的经济保证时，其它什么也谈不上。当你拥有一些财产时，就有自己的独立性。正因为当初苏联的国有化是很残忍的，那么今天的私有化的过程也会不可避免地让一些人付出一些代价，因为在过去国有化的大玩笑后，我们再折腾一次几乎没有无振荡的解决方案很不容易。所以今天市场化过程中有许多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它们是必须要经历的。 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公司留下40%的给员工，还有一些是给当地人，很平均。人均一份并不是很经济，因为人生来平等但能力并可能平等，市场经济中最有能力的人掌握的资源一定最多，给社会的贡献也最大。其实俄罗斯的起步也很晚，这几年它的经济增长率也是比较稳健的，所以，很难说俄罗斯不如中国的改革方式。 陈志武认为，郎咸平说现在许多国家还有国营的观点，从静态上看是没有问题的，而从动态上看，他忽略了一个很大的事实，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世界上有一百三十多个国家都在私有化的浪潮中。这个浪潮所涉及的数量和程度真的让人佩服。 针对郎咸平的研究方法，陈志武认为，通过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时可能很荒唐。中国著名的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的作曲者阿炳是一位盲人，如果以阿炳创作《二泉映月》为案例去研究，那么，什么人才能够成为杰出的作曲家？因为阿炳是一个瞎子，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阿炳之所以可以创作出《二泉映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瞎子。如果这样的话，想成为杰出的作曲家，你就要先把眼睛弄瞎？ 陈志武认为，单纯的案例分析很难是学术研究，顶多是为学术研究做素材准备，帮助你得到猜想，但不能给你结论。通常说，对经济的学术研究可以是纯理论的，可以是纯实证的，也可以是两者兼顾。即使是纯实证的，你有了猜想或者理念后，首先你应该收集一个尽可能大的样本，然后再看这中间的普遍规律是否能证明你的猜想。 陈志武强调说，只有“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除了当事人外，谁都会支持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最重要的是保证国资转让过程的透明度、保证广泛的竞标权以及媒体的自由报道，以国家得到最好的价钱和尽量保证就业为目标。 陈志武教授的话音刚刚落定，9月26日，刚刚回国并任教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教授对 “郎咸平事件”又发表了另一番见解。崔之元教授首先提出，顾雏军起诉郎咸平是搞错了对象。顾不应该起诉郎咸平，而是应该起诉《财经》杂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黑幕与陷阱》一书详细地揭露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细节，对天津格林柯尔制冷剂公司（非上市公司）和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提出了诸多质疑；而郎先生的报告纯粹是学术性质的，没有什么细节。所以，顾先生如果要诉诸法律，实际上应该起诉《财经》杂志，而不是郎咸平。 对于周其仁反驳郎咸平的观点，崔之元认为周其仁的理论站不住脚，而郎先生的理论在国际上反属主流。以周其仁的观点，企业是自由契约、交易的集合，只有当事人才知道这种交易是否合适，只要当事人满意，其他局外人都无法判断，更不应评论。崔之元认为，自由平等交易的前提是交易双方的主体地位平等，在信息不对称、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下不存在自由平等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主流的做法往往是政府和法律的介入，打破这种不平衡的情况，迫使交易双方的地位接近平等，比如美国制订反垄断法，强制上市公司披露财务信息等。 崔之元认为，企业的核心是权利的集合，不仅只是自由契约的集合。郎咸平的理论观点中经常出现“剥削”一词，在周其仁看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经济活动都是自由交易，根本就不再有所谓“剥削”。 崔之元称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里经常使用“剥削”、“剥夺”、“掠夺”这些词汇，还有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掠夺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用来揭示所有者掠夺本企业的情形。郎咸平研究了在金字塔型控股结构下大股东掠夺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这是郎咸平的重大学术成果和学术贡献。 关于MBO（管理者收购），崔之元表示他完全赞同郎咸平的建议，当下就是应该停止此类产权改革。至于有人对此扣以反对改革的政治帽子，崔认为这根本站不住脚。他介绍了俄罗斯私有化的严重后果：一是“非工业化”，工业生产下降到1989年的50%以下；二是经济“非货币化”，实物交易占到70%，很多工厂工资发不下来，只能给工人发放本厂产品；三是人均寿命下降10岁，44%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面对这种结果，当时设计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萨克斯教授都非常痛心，主张重新国有化。 最后，崔之元提醒应当关注《国有资产法》的起草进展。他认为，国有资产是先辈的劳动积累，是属于全民的财富，也应当施惠于全民；在《国有资产法》起草过程中应当展开全民大讨论，而不能只是听取少数经济学家或法学家的意见。他提议，敦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这部法律的起草信息，并召开听证会。 2004年国庆之后，秦晖教授再次发表长文《左右之争体制之险与国有企业“公正分家”》，对“郎旋风”作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和点评，以其独到的历史学家的眼光与笔融，旁征博引，雄辩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产权改革不能追求所谓的“最优配置”而只能追求最公平的配置，配置的“优化”应该在产权明晰后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在此之前以权力指定“优者”并使其拥有特殊“配置”不仅是不正义的，而且也不合逻辑。针对郎咸平对 “新自由主义”的声讨，秦晖认为纯从理论上讲，“新自由主义”与各种左派理论一样都有许多漏洞可供批判。但是在现实中，中国如今社会公正和福利保障的缺乏确实并非“新自由主义”所造成；正如中国如今自由不足也并非社会民主主义所造成一样。而盗窃国库就更与“新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无关了。中国有专制但无福利国家，用不着专反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中国有寡头而无自由放任，也用不着专反自由放任的“新”左派。而反对专制与寡头，有“老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足矣。 文章再次重申“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主要在“卖”不在“买”，在官不在商，在“国”不在“民”。只要治好了“官”的问题，民企再有“原罪”，也不会有“国有资产流失”之说。不受制约的权力——这就是“原罪”。对于“怎样才能保障财产权”的问题，私产受不受保障，不在于民间个人之间能不能侵犯财产，而在于统治权力能不能侵犯公民的财产。公产受不受保障，也不在于老百姓能否私拿公物，而在于有权势者能否侵夺公产。 大讨论开始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钟伟和樊纲等学者也首次撰文表达了不同的观点。钟伟的文章认为即便是优秀的经济学家能将郎咸平的观点驳斥得体无完肤，但辩论本身的意义也已经彻底失去了，因为没有人面对焦灼的底层民众为其正当权利说出理性的话语。这场争论的实质命题，不在于你面对一只狼，而在于你面对一群羊。不要纠缠于对这头狼的品评和肢解，重要的是，这群羊在这个社会上本应拥有怎样的活下去的权利？他们作为职工和公民的权益是否正在被侵害？否则总有一天走投无路的群羊会突变。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一高层研讨会上则指出，对于中国的国有资产，绝不能搞俄罗斯式的私有化，不能搞平均分配。中国目前所有的对国有资产的买卖都不是私有化，而只是资产形态的转换。当一家国有企业被卖掉的时候，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是私有化了，但是国有资产并没有私有化，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现金形态和非经营性资产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有进有退并不是企业的有进有退，而是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消失了，而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樊纲认为，应该建立一套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必须充分体现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处置权，从而使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发生有序的变化，使国有资产形态的转换、国有企业的有进有退可以在一个法制的框架下进行。 10月24日以《证券市场周刊》为主办方，搜狐财经为协办方在北京举办了“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研讨会。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回顾了国企改革的制度变迁，认为中国的国企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先把国有企业整个推到市场里，然后再讨论其它问题。所以，国企一推入市场以后，就面临跟非国企的竞争，是在竞争当中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变化。由于国有企业是政府控制的企业，政府手里的权力制约问题没有解决。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这个权力当然要发挥作用。他认为，第一,国有系统里有大量的企业家才能的资源。应该找一个制度形式，激励他们把这个才能发挥出来，即使有效率也是公道的。第二个问题是权力搅在改制当中，侵犯工人利益，引起社会不公，这个问题要不要打击？当然要打击。你不打击没有社会的基本秩序，利用权力可以一下子变得暴富，这也是反腐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两件事情是搅在一起的。所以改革要允许实践，要有一个把这两个问题都能很好解决的方案。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教授在这次会议上多次发言，提出没有民营企业大的发展，国家政治不会这么稳固，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继续的发展，解决就业问题，上缴更多的利税，国家也不会继续这么安定。在是全球化竞争的时代，一个国家在国际地位上的地位、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力量。国有企业要真正地发展，必须解决产权问题。张维迎说民营企业不仅仅是它本身的问题，也是国家利益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国家未来发展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民营企业的态度是爱国主义，我们愿不愿意让我们这么大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资企业所主导，如果不愿意，就必须为民营企业创造好的发展环境。 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华生教授发言认为这场争论连争论的真正的问题还没有准确的提出来。认为这次讨论暴露出来的问题是非常严肃的，也是很严重。在各个方面形成了这么广泛的意见，这个现象本身有非常大的意义。他认为分歧集中在两个关键点上，第一，国企产权改革在这些年以来，有没有出现比较大的偏差？特别是因为我们国企改革这几年来的主要形式是MBO， MBO是不是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这点没有说清楚，没有正面交锋。第二在竞争性领域，国企、国有控股企业有没有生命力？能不能生存？是退出过程中的中介还是将来还有前途，这个问题也是争论的本质。这两个问题是这次产权改革后面隐藏着的核心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是中国企业改革大限，中国企业改革会有突破性发展。他还认为MBO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MBO不可能公平，也不可能有效率。 针对华生的发言，张维迎认为把MBO说成是一种盗窃，是经理人盗窃主人财产的一种方式这种理解本身可能有问题。张认为在我们国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尽量不要把MBO本身事和侵占国有企业资源划等号，这个当中不规范的地方，需要通过程序控制，只要按照程序做了，就不应被判违反责任，股东可以告你，但是法院没能力判这个问题。国家应该加强在国有企业转轨当中一些程序控制，如果程序合格了，满足了程序，就无法再指控他，当然这个程序本身不合理的话，我们再去改进。 华生回应认为MBO这种方式在中国现在国有企业和公有制企业内部人控制，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MBO这种方式本身就很难做到程序公正。因为，它是内部人，因为它有信息优势，因为它掌控了谈判的位置，所以这种方式就不能提倡。他指出这次产权讨论，MBO本身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第二个问题，即国有与国控企业在竞争性领域按照现在的模式究竟能不能走得通？如果走得通原因是什么，走不通原因又是什么？这些本质性问题都尚待讨论。 正当学术界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弄潮头之际，国资委的行动步调也陡然加快。8月底到9月初，国资委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相关的文件密集出台：8月13日，下发《关于开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检查工作的通知》；8月25日，发出《关于开展国有企业规范改制检查工作的通知》与《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8月26日，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产权交易所下发《关于做好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信息统计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外，还连续出台了《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管理暂行办法》和《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暂行办法》等一系列相关文件。 虽然尽管国资委人士称，最近的行动与郎咸平质疑国有资产流失无直接关联。但是从国务院国资委急令频发，彻查国企改制、产权转让两大国有资产流失的行动中，我们却不难读懂国资委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基本思路。 国企产权转让检查随之在全国铺开，检查的对象是在2004年2月1日以后有国有产权转让行为的企业、单位，以及涉及的产权交易机构。MBO被列入国有企业规范改制检查重点。“国资流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国资委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在坚持改革方向的前提下规范操作。所谓规范，就是为国企改制和产权转让建立游戏规则，并且严格执行规则，及时纠正错误的做法，同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针对已经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规则，让交易的各个环节都有规可循，堵住漏洞。张文魁研究员认为虽然中小国有企业改制面已经超过90%，进入收尾阶段，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动。目前参与改制的国有资产达7．8万亿元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改革要继续深入，但须按规则进行。 9月29日，国资委首次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对于当前国企产权改革的立场》，称推进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必须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方向，重要的企业由国有资本控股。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这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利于建立市场化配置经营管理者的机制，不利于维护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与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相符合。 文章对国企改革中目前争论较大的管理层收购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由于国有大企业资产总量较大，管理层自有的和可以规范筹集的资金难以或无法达到控股所需资金的数额，脱离实际情况推行管理层收购，难以避免不规范的融资行为发生，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而对国有中小企业的管理层收购问题，国资委明确表示，可以探索试行管理层收购或控股，但要切实做到规范推进，公开公正，有效维护出资人、债权人和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 大讨论远还没有结束，这里我们并非是要匆匆为它划上句号，而是希望通过对这段学术争论的回顾来推动她走向深入和深刻，最终达成对国企改革的社会共识和规范。我们感谢学术界的精英，更感谢数以万计的网络无名氏，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全部记录他们的思想与观点，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并表示深深的歉意。但是我们坚信，凡可以思想相许的，其价值都不会随时间而“流失”，更不会因批评而贬值。我们珍视网络带来的表达的自由，我们更珍视表达的权利。因为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权利的时代，惟其如此，思想的星空才会更加绚丽夺目。 大讨论远还没有结束，真理鸟还没有降落，在名利、浮躁和炒作的尘嚣之下，千言万语虽辛苦，淘尽黄沙始到金。我们相信中国学术界的才智、勇气和良知，定能为中国的改革找到方向和出路，为中国的未来绘出一片精彩。 我们期待着中国改革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智慧。 我们期待着真正的思想巨人。（作者：王小卫） （综合报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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