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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专家学者——管理大师德鲁克—访谈德鲁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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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德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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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2.0》主编专访德鲁克记实 现代管理之父从未离开过他的座位，用他那浓郁的奥地利口音缓缓地讲述着古今哲理。不象当今许多管理大师，他并不风趣。但是他是让每个人都驻足聆听的管理学宗师——从杰克·韦尔奇到安迪·格鲁夫。 虽年事已高，无法作长途旅行，彼得·德鲁克在他91岁高龄的今天，仍在制定着他的教学、顾问咨询、写作、讲演的年度计划，当然如今通常是靠卫星通信或摄制录像带来完成这些计划。如果一位首席执行官(CEO)希望聆听德鲁克的教诲，他必须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Claremont) 那所俭朴的房子中，朝拜那位他所敬仰的圣人。在那里，在矮矮的玻璃墙和瓷砖地面的房子中，你可以看到泳池的一角。德鲁克就是在这里向前来咨询的首席执行官盘问各种有关问题，并就此提出他的顾问意见（最近一家欧洲最大的消费品公司之一的高级经理们，也来到这座小屋拜见这位大师，由于人数众多，有些人只能坐在会客室的台阶上）。 正是在这间会客室中，我们《商务2.0》(Business 2.0)的主编舒诺费尔德(Erick Schonfeld) 拜访了德鲁克先生——畅谈了6个小时。我们的问题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影响，而你所得到的答案是那么恢宏，从亚理士多德的逻辑学、温度计的发明，到新兴的“心理上的全球中产阶级”的出现等等。 德鲁克不时中断他的话语，问道：“你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吗？”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自言自语，象是在探问我们：“还是说我在浪费我的时间？”但是从以下的谈话摘录中，您可以看出，我们唯一的愿望便是希望这位大师能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关于互联网的真正影响 您是否为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而感到惊讶? 使我惊讶的是，这些泡沫并未在两年前破灭。在1999年1月，我告诉我的朋友要抛售股票，因为我预计这些经济泡沫随时会破灭。但它居然又维系了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呢？大家经常将规模与重要性混为一谈。其实规模与重要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互联网是极为重要，但是只具边际（经济）规模效应。 我举个例子。电影应该比互联网对人类的想象力更有影响。（当电影出现的时候，它曾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种全球性交流媒体，并且也是第一次为那些贫苦无知的人们开启了了解世界的窗口。而电话和电报只是为那些精英们准备的，那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今天电影工业突然消失了，只会在好莱坞和孟买产生经济影响。那么全球有多少人从事电影制造业呢？我猜测大约有一百万人吧。 所以，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就是将规模等同于绩效。在互联网泡沫时代，有一种论调便是因为互联网很重要，所以它一定是盈利的。其实并非如此。作为一种业务或是一种行业，互联网是否能盈利仍是一个疑问。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就如同医学的发展史。 为什么呢？ 你认为对十九世纪医疗实践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麻醉剂还是防腐剂？都不是，是温度计。温度计使母亲能为两岁的孩子量体温，使人们能得知他们自己是否生病了，从而创建了现代医学。而就温度计的科学价值而言，它只是零。早在17世纪就已经有了温度计。但它仍对科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它能测量热度。因此可以看出，影响力和规模之间的关系本身就不是很清楚。 您能否举一个有关互联网影响力的重要例子呢？ 互联网消除了距离。这就是它的影响力。消除距离的例子始于19世纪20年代英国修筑铁路。铁路的影响要大于互联网，而且更迅速一些。而当时的铁路创始人并未看到它的潜质。他们仅修了一条很短的铁路，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首先发现铁路重要性的是鲁斯切尔兹(Rothschilds)，他们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从维也纳到布拉格。当时的奥地利皇帝并不喜欢鲁斯切尔兹，却又不得不同意修筑这条铁路。当奥地利大臣拜见奥地利皇帝，告知铁路已经修筑成功的时候，皇帝笑着说道：“感谢上帝，他们总算掏光了他们的老本。我们维也纳、布拉格的驿站往来的马车每星期就已有三趟，很多时候车厢还都是空的。”那条铁路建成的第一天就给卖掉了。 如今，互联网消除了沟通之间的距离。我有一位顾客是一家大金融服务机构，它将85％的客户服务电话业务部——专门处理从客户那里打来的电话，诸如“我的股息支票在哪里”等等——从美国中西部移到了印度的班加洛尔(Bangalore)。印度有相当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讲英语的妇女，他们去上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纯正的美语。如果你从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打电话给这个业务部门时，你根本分辨不出你在和谁说话。如果客户问到一些非常规性问题，这些接线生就会将电话转给美国本部。作为顾客而言，你根本不知道那些处理客户电话的人是在哪里工作。将公司客户服务部放到印度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工资水平的不同——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你根本找不到愿意做这种极为枯燥工作的人。 互联网所带来的文化影响较之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更大。最重要的，是它在那些半发达国家中的中产阶级中所起的作用。那些中产阶级并不认为自己是其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而是属于全球范围发达经济的一部分。这也许是互联网下一步所带来的影响：心理的全球中产阶级的出现。 新经济中有什么是真正新的？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传统的商业循环已经消失了。当然，在顾客行为和分销上有一些根本的变化，但这也并非因为信息技术所致。从经济的眼光来看，互联网迄今为止只是另一种分销渠道。比方说新的车型问世后，顾客上网看车，并非想通过互联网来买车，而是进行排除或是拒绝。随后，当他们来到汽车代理商那里，他们心中十分清楚他们不想买什么车。也许互联网是一种新兴的分销渠道，在每个不同的分销渠道中，必须有一种不同的商业模式。也许在互联网上，你应该从客户的立场出发成为买家，而非简单的卖家。这也是通用汽车公司宣布所要做的事情。他们将为顾客挑选最合适的汽车，包括搜寻竞争对手的产品，并且找到合适的汽车代理商。通用汽车公司这样做使之成为了信息提供者，而非简单的汽车供应商。 这样做盈利吗？ 也许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世界上没有一条法则说一个企业将永驻商界。相反，有一条法则是：人类所创造的所有事物的寿命都是有限的。很少有公司能25年保持不败。那种企业不败的神话只是华尔街的误区。互联网的主要影响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根本没有什么新经济。互联网只是极大的扩展了旧经济的外延，仅此而已。 为什么说“计算机是傻瓜”？ 非互联网技术的重要性是什么？ 信息技术只是对新系统的回应。在企业中，早就已经有了很好的信息系统。比如财务系统，是最好的信息系统。我们不需要计算机在一个月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打出一份月度报告。所以，信息的真正影响并不是经济上的。这就是互联网的泡沫为什么破灭的缘故：作为一种产业，信息经济并未在任何地方得到实现，计算机的总产值是多少？在全球的产业经济数以兆计的产值中，它只是一个很小的产业，它将来也将保持这种状态。 难道计算机没有使业务更加高效么？ 互联网只是创造了一个记录体系，而这种记录体系大多数公司早在没有互联网之前就在做了。计算机只是让我们将记录在活页纸的内容记录在了计算机上，而且还能永远保持这些记录。在计算机发明之前，我们已经有了数学模型：矢量分析和玻兹曼等式--这些都是19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而后，一些数学模型使我们能够安排交通运输。第一个模型是西尔斯公司研发出来的，那时他们正在建立百货商店。如何平衡运输、存货、和存货的地点的数学模型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出来的。 计算机是个大傻瓜。它无法同时处理一个以上的逻辑系统。它只会二进制的零和一，没别的了。它迫使你进行系统分析，并将你的数据源仅以一种逻辑形式表述。与此相反，人的大脑能够同时处理几种逻辑系统。我可以同时从各种逻辑角度，如符号逻辑体系、或亚理士多德逻辑体系、或怀特海德逻辑体系、或罗素逻辑体系（罗素逻辑体系是计算机逻辑体系的基础）来处理事情。 所以基本上而言，互联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计算机所能做的事情，但它并不能使我们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情。而且还有某些事情它是做不来的。上星期来我这里咨询的一家消费品公司是欧洲少数几个最先使用计算机的公司之一，我们当时谈到如何选择供应商。他们当中的一位先生说：“我们作决策时的最后一个考虑因素是：我是否信赖这个人？”我问他为什么这很重要。他说：“因为每当你陷入某种危机时，你靠的是你的供应商帮助你来摆脱困境。”那种眼睛里只有金钱的供应商和那些将客户关系放在第一位的供应商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事情是亘古不变的。而判断力，正是计算机无法逾越的障碍。 关于管理咨询、大萧条以及美联储 为何许多管理大师同时又是咨询顾问呢？ 55年之前，我拒绝了哈佛商学院的邀请。主要原因是当时哈佛商学院院长制定了一项规定，就是教职员工最多只能每星期做一次咨询工作。当时，他对教员在学院外面投入太多的时间感到头疼。对我而言，管理学更是一种实践，从业者必须要实践。我将咨询活动视为我的实验室。二战之前，世界上几乎没有商业研究生院。只有贸易学院。而现在有超过600家。他们发展得如此迅速，使得许多教员几乎根本没有什么实践经验。而今，这种快速发展趋势有所缓和下来，我希望他们能从中得到教训，他们需要顾问咨询，就象医学院，你可以将病人带到教室一样。而在管理学院你不能做相同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走向社会，在做咨询顾问的同时，也就得到你的实践经验。 那么缺乏实践经验的学术界对管理思想有什么贡献呢？ 直到最近，所有管理学上的重要创新都来自于实践，而不是象牙塔般的学术界。1890年前的医学界也是如此。如今，我认为，只有迈克·波特和菲尔·科特勒这两个来自学术界的人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不同于泰勒时代，当时，弗雷德理希·泰勒在自己的名片上称自己为“管理顾问”，多数想法是想唬住人。 1954年的《管理的实践》一书是第一本提出“什么是企业”这个问题的书，在此之前，没有人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客户认为我们知道答案，而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客户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直至今日，金融圈仍不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70年前，我在伦敦曾做过证券分析师，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一位金融家会明白什么是企业，因为金融家都认为公司就是赚钱。一个公司是可以造鞋子的，但没有任何一位金融家明白这个道理。对他们而言，钱是真实的，鞋子也是真实的，但钱是终极的结果。什么是企业？企业的唯一职能便是创造客户（价值）以及创新。你也可以说这纯粹是熊彼得主义。 您了解约瑟夫·熊彼得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我是目前世界仅存的曾从师于凯恩斯和熊彼得的人。1929年我住在法兰克福，当时我服务于一家华尔街大公司驻欧洲的总部。当时我的老板坚持让他的所有见习雇员接受大学课程，因此他让我去波恩。当时，每个星期五，熊彼得都要在那里举办一个晚间课程。几年后，我又在伦敦的一家招商银行任经济师，这一次，我的老板又认为他的经济师需要懂一些经济。于是，他将我送到了凯恩斯培训班——在那里，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当经济学家的料。经济学家只对商品感兴趣，而我对人感兴趣。 那么，难道人们不能改变一个组织或甚至整个经济的命运么？ 当然可以改变。其实，当时这个国家中的经济大萧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美国当时正从欧洲经济萧条中慢慢恢复过来，人们开始向美国银行挤提存款。尤金·迈耶(Eugene Meyer)〔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的父亲，当时是胡佛总统任职期间的美联储董事会主席〕恰巧是我父亲的朋友。那时，在二战时期，我住在华盛顿，也很寂寞，他常常邀请我吃晚饭。其间，他将这个故事告诉了我。 迈耶完全知道如何制止这种向银行挤兑现金的现象。任何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做。那就是付现，就是多印钞票。人们手头拿着取出的现金能做什么？第一天他们会将钱放在床垫下面，然后第二天他们便会回去存款。迈耶也清楚应该付现。1932年大选之后，他去见了胡佛总统。胡佛总统说：“我是一个无用的总统。这种紧急行动必须得到新当选的总统的认可。”于是，迈耶便去找罗斯福。而罗斯福说：“如今是胡佛当政。”我问迈耶：“为什么你不付现呢？”他说：“我的孩子，在1932年，没有总统的批准，你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如果当时他付了现，并成功地制止了挤兑现象，那么，银行便不会关门，美国也不会有经济大萧条，除了在农业方面会有一些危机以外。胡佛和罗斯福在那四个月中，从未碰面商议对策。他们双方相互憎恨。迈耶说，他应该不等总统批示，径直去做他应该去做的事情，但那都是后话了。 从中我们能学到什么管理教训呢？ 有一句12世纪的德国谚语：“除非你的王子传诏你两次，否则，别与他走得太近。”你想做什么事，那么就径直去做吧，千万别去请示。因为请示就意味着其他人可以说不。是的，最多不过是住监狱么，你必须承担这个风险，而迈耶却没有。 您认为当今的美联储做的事是否有效？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格林斯潘是蒙太古·诺曼，英格兰银行的统治者。他就如同现在的格林斯潘一样有名望。但是，由于大萧条他名声扫地，今天的格林斯潘也将会栽在同样的原因上。认为美联储的主席有权力完全是一种谬见。他手头掌握的权力就是调控利率，而如今的利率已经不能发挥它原先的功效，因为企业已经不再象从前那样，要从银行贷款，而必须依赖于银行。利率只对股票市场起作用，对那些做短线股票投资的人有用。而对于经济的作用——是的，如果利率抬高到18％或是降低到2％的时候，或许是起作用的。但是降0.5％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当然，只要是在人们还相信格林斯潘一张嘴便万事大吉的时候，美联储调控利率的手段还是有效的。但是，如果第一次降息就不起作用——那么，这个魔法师就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 您所敬仰的其他管理思想家是谁？ 我从一些非管理思想家那里获益不少。关于领导力的最好的一本书是席诺封(Xenophon)的著作，他是苏格拉底的友人及门徒之一，后来成为一位军界领袖。其他的有关书籍没有能与之媲美的。说实在的，我并不特别喜欢读管理的书籍。我喜欢读莎士比亚。 您希望将来被后人记起的是什么？ 那就是我曾经帮助过几位人士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综合报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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