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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专家学者——管理大师德鲁克—评价德鲁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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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是个社会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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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高级执行副总裁、美国ServiceMaster公司前人员发展副总裁及首席培训官M.L.希拉德日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 新京报：请谈谈你认识的作为“现代管理学大师”的德鲁克。 希拉德：我是ServiceMaster公司的人员发展副总裁，德鲁克就是ServiceMaster的长期顾问，他写书，特意提到美国一家给医院、学校提供清洁服务员工的公司，指的就是我们。我们单独合作不多，但他不时会来访，指导员工，我们一起开圆桌会议，他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 新京报：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德鲁克的原则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 希拉德：德鲁克先生对我的影响源自1966年，当时我读他的书《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就意识到，德鲁克说的东西，我在企业管理方面将很受用。之后我把他写的书都找来看了。后来，北京的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建立，我有机会跟德鲁克见面时，感觉到，他对我个人的影响在于，他对人与对管理的观点完全统一，在管理进行的过程中，他不会把人的角色分开。他说不是去管理人，而是管理工作的过程，但你必须带领着人们走过这个过程。因此没有人是可以管理别人的，只有引导，而被引导者最终完成自己的工作过程后，会感到这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这点是德鲁克对我的一个很大的影响。我当管理者的时候，谨记德鲁克的原则，不会去“管理”员工。德鲁克提醒我，我只是从做计划、思考如何开展计划、设定目标这些方面着手，由员工告诉我想做什么，怎样做，我再来统筹，这个过程中我跟员工是合作的关系。 德鲁克另一个影响我的方面，是他擅于用提问的方式来指导，让我们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找到解决的答案。 新京报：在中国，德鲁克的理论实践得如何？有没有难度？ 希拉德：有难度，难处来自德鲁克提出的建议，要实践起来，有时候跟中国的习惯、文化背道而驰。 要去改变自己的传统习惯，需要很强的意志力。因为一般来说，尽管人们认同这种运作的方式，但一旦发现跟一贯的做法相反，有可能就放弃了。比方说，德鲁克问，如何对待一个表现不好、没有达到公司要求的员工？在西方，公司会马上解雇这个人；但他这里不喜欢这样，总是想方设法宽容，因为很多人觉得这样没面子。德鲁克并不是要针对谁“炒”谁的“鱿鱼”，如果表现不合格，就应该离开，继续呆下去，反而会继续“丢脸”，所以其实德鲁克帮了这些员工一个大忙。 新京报：德鲁克理论在其他国家的经历如何？ 希拉德：每个国家的习惯不一样，德鲁克一向尝试突破这些限制，土耳其、厄瓜多尔、英格兰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这些国家对德鲁克的理论基本都能接受，只是在某些方面有习惯上的冲突。 新京报：德鲁克对目前仍走红中国的MBA有不认同之处，比方他批评MBA课程很少涉及社会，你对此是否认同？ 希拉德：我认同，因为德鲁克不允许愚蠢的做法。他之所以批评MBA，因为MBA课程只局限于让学生通过考试，然而拿了文凭的人，却对产品的生产、人员发展、回归社会做贡献等等毫无概念。德鲁克批评的不是管理学考试本身，而是反感MBA成为以分数取人的机器。无数的人追逐MBA，因为MBA似乎成为安逸生活的保证，考上了就有大把的票子，可以买车买房。 新京报：那么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建立之初，有没有想过要取代MBA，或者至少改变人们追逐MBA的功利目的？ 希拉德：我觉得我们这样想的话，就像是用筷子去吃一头象。MBA发展得太庞大了。我担心的是，中国的学生像赶潮流那样追逐MBA，就像他们追逐最新型号的手机、快餐那样。尤其是，考上MBA似乎是让朋友羡慕、家人认可的，但最终有一天他们会睁开眼睛，发现这种标准没给他们真正带来什么。光华管理研修中心体现的就是德鲁克的理论，学院的主要职能是给没有上过大学的管理者提供进修机会。德鲁克毕生都在努力帮助年轻的管理者学习，很多学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上过大学，或者没有考MBA，但这些人其实很多很优秀。我们的学生里也有几年前拿过MBA文凭的，但他们说需要吸收更多有实际帮助的知识。 新京报：据你所知，迄今为止，德鲁克的理论在中国实践得如何？接受程度有多高？ 希拉德：我见过的有很多人看过德鲁克一本书以上的，很多人听说过德鲁克，但不大了解这些理论到底讲什么。在过去的两三年间，德鲁克在这里的影响，好像一朵花慢慢地开了，尤其在北京和西安。光华管理研修学院目前就在北京和西安有，西安有个科学院想引入德鲁克的理论，于是前几个月我们就在那儿建了个学院，现在有六七十个学生。 新京报：请谈谈你跟德鲁克的交往？除了他在工作上影响你的那一面，别的方面德鲁克是怎么样的？ 希拉德：德鲁克有太多朋友，我跟他认识，但不算太近，他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职务。我们有时候一起去吃饭。他很好相处，是个亲切的人，他可以很出世，他是基督教徒，并不因为他是美国人或家庭渊源的关系，而是因为他真的有这种信仰。他的视角并非一个美国人的视角，而是具有国际性的眼光。也许跟他年轻的时候在法兰克福当记者有关，我认识的德鲁克是个社会观察家，他是个博士，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个“学院派”。他敏锐地观察与捕捉经济生活与社会上的细微变动，观望各国潮流的改变、宗教冲突、人口膨胀与战争祸患。 （新京报2005年11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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