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庭院门前，横立着一座足有 10 米见方的牌匾，出自于我国工交战线老前辈袁宝华同志之手，苍劲有力的斗大墨迹“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镶刻在平滑光亮的大理石上，显得光彩夺目，气度非凡。多年以来，无论酷暑严冬，刮风下雨的任何一个工作日，数不胜数的不同档次，不同颜色的座车，出出进进，更显出庭院内的辉煌；显出庭院内员工的忙碌；显出他们事业的兴旺发达，蒸蒸日上。

　　门前的“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在这里不只是标名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的办公地址，准确地说，它是一座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里程碑。它倾注了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乘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东风，一批坚决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迅速改变我国企业管理落后面貌的党政机关和企业领导干部及专家、学者的心血。它镶嵌着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企业管理上的结合；镶嵌着传统管理与现代管理的贯通。标志着中国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进入一个新的起点；标志着企业管理作为一门科学而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它还记载着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在成长与发展中的许多动人故事；记载着老一辈人的厚望与期盼。

　　17 号庭院能有今日的辉煌，得益于昔日老一代开创者的高瞻远瞩，热情拥护者的执著进取和后来人的不懈追求。

　　我国长期处于封建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掠夺的状态之中。民族工业，特别是现代工业起步很晚，就连我国工业的发源地上海、天津，至今也只有 180 多年的工业发展历史。至于全国自不待言。工业起步晚，与之相应的企业管理自然更晚更落后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决心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从兴建 156 项大型工程项目入手，开始了我国工业现代化建设。然而，由于缺乏人才，缺乏经验，这些工程又多是由苏联援建的。因此，企业管理从一般的规章制度到大的管理原则；从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都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

　　企业管理作为一门边缘科学，受社会属性的影响，管理理论、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管理手段，都必须符合本国国情，符合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几十年来，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广大职工和理论工作者，经过积极探索，尽管有了许多创新，但由于历史的波折，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科学的、系统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和可操作方法。上个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全党全国人民把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以后，恢复经济、恢复工业生产，成为当务之急；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成为当务之急。

　　建国以来，我国工业企业、交通运输企业，很快实现了国有国营的一统天下局面，各种企业隶属于各级政府相关部门。 1956 年 6 月，国家计委分成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以后，国家经委职能之一，是归口各部门的企业管理工作。 1978 年 10 月恢复国家经委以后，仍然承担这项任务。因此，发挥现有企业作用，让工交企业生产更多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成为国家经委的首要任务，成为国家经委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人们在学习苏联，创新自己的企业管理中，对于企业管理这门科学，长期偏重于意识形态范畴的认识。因此，恢复生产，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如何进行企业管理，从企业到政府，从工人到干部，人人感到茫然困惑，感到心有余悸。多年以来行之有效的东西，因受过无情的批判，而不敢用；由少数人鼓吹的已被实践证明，是些人为的糟粕，而不能用。何去何从，只有寻找新的出路，新的起点。

　　现代企业始于西方国家，现代企业管理科学，大部分是西方学者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并上升到理论，而得到推广，为世界许多国家所认同。在实施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日本是最好的试验场，他们运用本民族的土地和养料，精心培植，结出了丰硕成果，给世人以极大的启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由对外武力扩张，转为对内发展经济，逐渐建立和完善了本民族工业体系。朝鲜战争开始以后，日美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日本经济迅速进入了一个高速成长阶段，学习美国现代管理知识和经验，随着时髦起来，而逐步形成了日本国自己的管理特色。

　　日本企业管理的发展过程，大体分为几个阶段。自 1945 年开始，日本也像许多国家一样，基本是用传统的基础管理方法，监督企业的生产活动；用数学统计方法，进行生产过程终极质量管理。后来逐步用工时测定和工序控制来提高工时利用率和产品质量。运筹学在军事领域大量应用后，逐步为企业管理所采用。 1950 年开始的朝鲜战争，在大量接受美国军需产品订货以后，日本企业管理逐步重视市场营销，开始了综合计划时期，包括生产管理、产品质量管理、营销管理、新产品研究与开发管理等。上个世纪 60 年代开始，进一步把研究和发挥企业员工积极性，提高到极为重视的程度。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手段也从采用穿孔机、计算尺，转到运用计算机上来。

　　我国工业企业， 1976 年至 1979 年所面临的情形，与日本企业 1945 年至 1950 年所面临的形势，非常相似。同样是面临恢复生产和经济高速发展的起步阶段。我们迫切需要可供借鉴的经验。日本的文化传统和我国有许多相同之处，成为我们优先同日本开展交流的必然选择。另一个客观因素是，日本经济经过高速发展期以后，形成了庞大的商品优势和资金优势，需要新的商品市场和资金市场。中国党和政府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工作以后，给日本企业以极大的诱惑力，希望在同中国的交流中建立良好的关系，以达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使日本获得更多的收益，成为日本经济界人士的共同渴望与追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时候，中国政府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日本侵华战争赔款要求。日本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在对二战时那段侵华历史的反思中深感内疚。用他们中的有识之士的话说：“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日中关系作点贡献。”特别是经过邓小平同志 1978 年初访问日本，同友好人士的广泛接触和进行工作，对上述因素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要求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的呼声进一步高涨起来，为我们学习日本一些好的企业管理理念和经验，提供了客观上的条件。

　　如上所述，现代企业和现代企业管理始于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美国是日本的先生，向日本学习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还应该看看美国先生向日本学生教了一些什么，对比分析一下美国同日本的企业管理有哪些不同，日本根据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形成了哪些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这是当时中国经济界许多人士很想知道的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为了抗衡苏联，主动采取行动同我国恢复外交关系以后，中美关系得到了健康发展。 1979 年初邓小平同志应美国政府邀请访美以后，中美友好关系迅速升温。成熟而发达的美国市场经济，激发和推动着美国的企业家，从自由走向必然，希望拓展在中国的商业活动，而形成了主动与中国有关方面开展合作的意向，客观而适时地适应了中国希望了解和学习美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情况与经验的需要。

　　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前身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就是在上面所说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和得到发展的。具本来说，它直接根源于邓小平同志 1978 年和 1979 年先后访问日本和美国。

　　1978 年初，邓小平同志访日期间，与日本政府商定年内要派遣一个主管经济方面工作的代表团访问日本。当时任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的袁宝华同志受国务院指派，率国家经委代表团于 1978 年 10 月 30 日至 12 月 5 日访问日本归国以后，团长袁宝华与顾问邓力群和叶林与张彦宁同志等几位副团长与秘书长商量，向国务院建议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推动改善和加强我国的企业管理工作。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准，于 1979 年 3 月 3 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

　　1979 年初，邓小平同志访美回国后，又要求派一个经济代表团考察美国的经济与管理。国务院领导同志再次将这项任务交给袁宝华同志。访美代表团基本由访日代表团原班人马组成。经过 1979 年 11 月对美国经济发展与经济管理的考察，通过美国与日本情况的分析对比，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进一步解决了自己的定位问题，解决了如何从中国的体制现状与发展趋势出发，开展工作的问题。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党中央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亲自推动。以袁宝华同志为团长的访日代表团的几位领导借当时国内国际大好形势的东风，建议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并以它来推动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不能不认为是适时之举，是在企业管理方面所作的历史性的选择与贡献。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产生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没有建议与创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几位领导同志的高瞻远瞩和执著进取的创业精神，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就没有今日的辉煌局面。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走过 25 年的艰苦历程，特别显得“谋事在人”古训的可贵。

　　1978 年 12 月，胜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人民大步走向改革开放之路，袁宝华同志等建议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和批准以后，袁宝华同志在同几个同志的小范围谈话中，表现得如鱼得水，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袁宝华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要改变不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切管理方式，访日代表团建议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推动改善和加强我国企业管理工作，符合全会决定的要求，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袁宝华同志接着说：成立企业管理协会的主要目标，是发动和联合党政机关，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力量，把全社会一大批热心于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的人士，包括企业领导同志，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新闻出版部门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共同搞好企业管理。用协会这种组织形式，组织与联合大家面向企业，承担起企业管理的研究工作，收集整理国内外有关企业管理制度、方法、经验的宣传出版工作，开展企业管理方面的各种讲座及企业管理干部培训和企业改革等工作，进行企业管理的国际交流等项活动，把我国的企业管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袁宝华同志在这次会上，还就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筹备工作和将要进行的活动发表了意见。

　　袁宝华同志这次小范围的谈话，对于创办中企协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做了十分明确的界定，应该如何筹备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及其业务的展开，使参加会议的同志有了全面的领悟。中企协的工作，在他与张彦宁同志的领导下，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的筹备工作，是从酝酿协会理事会组成人选和秘书长、副秘书长的提名开始的。理事会的组成和秘书长、副秘书长的人选，关系到创办企业管理协会目的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关系到企业管理协会的办会宗旨和工作原则的贯彻；关系到把各部门行业和中央地方及企事业单位中，一大批有志于企业改革和加强企业管理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做好企业管理协会的各项工作这一指导思想的落实。袁宝华同志对此十分重视。他亲自与国家经委几位相关领导和访日代表团几位副团长、秘书长进行沟通，提出了一个涵盖全社会与企业管理有关的部门地方、党政机关、工交企业、大专院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单位、新闻出版部门等共 55 名领导干部及业务骨干和教授、专家组成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候选人名单，并提议由国家经委委员兼综合局局长、国家经委访日代表团秘书长张彦宁同志等，包括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七位同志兼任协会秘书长、副秘书长。理事会组成和秘书长、副秘书长人选，充分体现了袁宝华同志联合各部门和广泛吸收各方面人士参加企业管理协会工作的思想。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人选的提名，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暨国家经委第一期企业管理研究班开学典礼大会上得到了通过。大会的当天，全体理事推举袁宝华同志为会长，邓力群同志为顾问，叶林等九位同志为副会长及常务理事，决定协会全局性的工作和重大问题。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在筹备成立过程中的事务性工作和后来的日常运作中，都是在张彦宁同志的直接领导与主持下进行的。他认真地体现了广泛吸收各方面人士参加企协工作的思想。一些联络工作责成国家经委综合局几个同志承担。

　　当时，国家经委综合局三处五位同志，主要业务是跟踪分析全国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经济效益的发展态势并提出建议。张彦宁同志以局长身份要求其中四位同志把企协秘书处的日常工作“兼做起来”。这四位工作人员的大体分工是：一位负责外事，一位负责干部培训和企业改革试点，另两位负责办公室的事务和宣传出版工作。在运作中相互合作、相互援助由张彦宁同志安排。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的消息及其章程和理事会的人员组成，次日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管理》等报刊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见报和播出以后，引起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响。国内许多单位和个人要求参加企协，作为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要求来人帮助工作和承担任务。国外许多社会团体和企业来电来信要求建立关系，开展合作。协会秘书处相当一部分工作由参加协会的单位和个人在秘书长的部署下进行。

　　干部培训工作，是中企协先后会同国家经委、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最早进行的一项工作。当年办了五期，后来又陆续办了十期。为培训班讲学者囊括了当时全国所有高层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企业管理理论权威和知名学者。他们中有胡乔木、邓力群、孙冶方、薛暮桥、汪道涵、马洪同志等数十人，直接培训学员达千人以上，有些同举行报告会结合进行，直接参加听课者共达万人之多，聆听录音和阅读讲稿者不下数十万人，其中有各级经济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企业厂长 ( 经理 ) 、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工会干部等。这项任务如不打破部门界限，动员社会各方面人士广泛参加，是不太可能完成，甚至是办不到的。

　　协助国家经委进行现代企业即企业改革试点，是中企协于 1979 年 6 月开始，组织中国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几所高等院校的研究员、教授进行的企业调查研究和总结国内企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 24 位学者分成三个组和当地抽调的同志一起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八个企业分别进行十多天的现场调查中，一致认同北京内燃机总厂从抓产品质量入手，带动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特点突出，更有学习推广价值。从此确定把北京内燃机总厂的质量管理连同北京清河毛纺厂、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汽轮机厂等的全局经验，作为国家经委进行企业改革的试点厂。后来，通过召开试点工作座谈会，试点企业扩大到 20 个，中企协组织了多批国内外专家到企业咨询诊断和交流推广国内国外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出版企业管理书刊、资料，介绍国内外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和经验，是中企协必须迅速开展起来的一项工作。访日代表团 20 多万字的书面报告及其附件等访日成果及其后续工作，如何及时宣传出去，产生社会效应，是中企协筹备成立中面临的一项时效性的事情。问题一经提出，人民出版社、财经出版社、社会科学出版社都主动承担了出版任务，并且迅速发行出去，引发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企协举办的企业管理研究班开学以后，各地方、各部门相继开办了研究班，中企协研究班讲稿整理出来以后，各地方各部门的研究班不断地催要讲稿。把中企协与国家经委联合举办的研究班讲稿装订成册分发下去，又成了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了“时间就是金钱”的舆论，国家经委关于成立企业管理出版社的报告于 1979 年 5 月 17 日送出不久，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于当月 28 日即迅速批准并下达文件。《国家经委企业管理研究班教学资料选编》很快以企业管理出版社名义编印出版和内部发行。研究班讲稿的整理和各本书稿的编辑工作，都是由国家经委有关局室的同志和人民出版社、财经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义务承担。印刷发行由石家庄印刷厂派驻出版社一名干部调度运作。

　　1980 年《企业管理》杂志创刊，经张彦宁同志提议，主编由企协副会长马洪同志担任，编委由《求实》杂志、《经济管理》杂志、《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出版社、建筑工业出版社、人民大学的同志组成。印刷发行与图书一道进行。

　　联合各方力量创办企协，开展工作，为企业改革和企业服务的思想，在对外交流工作上，体现得最为直接，最为深刻。这项工作袁宝华与张彦宁两位领导直接投入的时间最多。他们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迅速打开了与日本、美国、欧洲、澳洲等西方国家交流与合作的局面，以最少的经费开支，作了大量的派出去与请进来的工作。当时秘书处的同志说这是“动员并联合国际力量办企协”。

　　为争取有关国家多为我们培养一点人才，多向我们传播一点现代管理知识，以呕心沥血来描述企协领导不为之过。代表团在访日期间得知日本政府有一笔援外预算名为协力基金，以国际协力事业团名义掌管。为取得这笔资金对于培养我国管理人才工作的支持， 1979 年 3 月 13 日以后，张彦宁同志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两次进出外交部，三次进出日本驻华使馆，同有关外交官员会谈。同日中经济协会常驻北京代表和日本国内派来官员的会谈更是不计其数，最后把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甘子玉同志也请了进来，谈了多次。为了把工作做扎实，在访美代表团经日本回国途中，张彦宁同志又亲自去我国驻日使馆和日本通产省会见有关官员。通过这些工作，不仅争取到日本政府为中企协派出的研修生提供了一笔研修经费；也为最近在日本自民党内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对华贷款的起步工作做出了显著贡献。

　　为取得世界工业发展组织对培训我国管理人员的财务支持，张彦宁同志多次进出我国与工发组织有交往的部门；同工发组织官员的直接接触也有数次之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人们之所以笑谈中企协领导把发动并联合社会力量办企协的思想用到了国外，当然不只限于以上这些。

　　总部设在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昔日叫欧洲管理论坛，成立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期。 1979 年 3 月，其创始人施瓦布教授等一行三人到亚洲考察访问，目的是寻求合作伙伴扩大影响。他们到了菲律宾以后，得知中企协成立的消息，于 3 月 15 日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了一份电传，要求访问中国的报告经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同志送到邓力群同志手里后，立即批给了袁宝华同志， 4 月上旬中企协作了安排，张彦宁同志会见了施瓦布一行，谈得很好。 10 月施瓦布又亲自率领由西欧 10 个国家企业家参加的 22 人代表团访问中国， 10 月 15 日袁宝华同志会见了他们。最后，在会谈中达成了与中企协合作在中国举办“圆桌会议”，并请中方派代表参加他们的年会。随后由国家计委杨波副主任带队第一次参加了他们的会议。从此，双方开展了很好的交流与合作。

　　继 1979 年 4 月接待欧洲管理论坛代表开始，与欧洲许多国家交流合作迅速展开之后，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关系， 5 月 15 日张彦宁同志亲自接待了一位多年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这位大使回国以后，从事促进中澳两国之间的友好活动，在他的国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张彦宁同志与其会见后，双方很快就交流与合作的内容，形成了许多共识，达成了一些合作意向。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之一，是中国人办事总要事先确定原则。的确，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有个“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的古训。这种办事程序的确定，对于确保办事的成功率极为重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总在不断变化，只要有了既定原则，办事不离其宗，总是可以把事情办好的。袁宝华同志创办企协初期为企协确定的“联合各方力量”的原则，事实证明起了很好的作用。 1980 年 3 月中企协有了正式编制和专职工作人员以后，张彦宁同志几次强调：理事会原有人选都是袁宝华同志商请大家提名定下来的，要多同他们商量共事，安排他们的活动，要让那些兼职副秘书长有参加会议、出席外事活动的机会。在后来的理事会换届中，袁宝华和张彦宁同志定了一条原则：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只要他本人不提出辞请，单位不主动要求换人，都应保留下来。这一只加不减的杠杆，保护了大家的积极性，保证了中企协事业的兴旺发达。